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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诸葛亮为实现 “北定中原，兴复汉室” 的目标，发动了多次北伐。其中，首次北伐尤为关键，本是蜀汉最有希望的一次北伐，却因种种原因功败垂成，损失惨重。那这次北伐，蜀汉到底损失了多少呢？咱们一起来看看。
咱们先简单回顾下首次北伐的背景哈。刘备病逝后，诸葛亮辅佐刘禅，先是休养生息，修复了和东吴的关系，又平定了南方孟获之乱，蜀汉内部算是稳定下来了。正好这时，曹魏的曹丕去世，新帝曹睿继位，人心不稳。诸葛亮觉得时机来了，为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和托孤之重，决定高举 “兴复汉室” 大旗，发动第一次北伐。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的行军路线，安排得挺巧妙的。他让蜀国最后一位五虎上将赵云和杨武将军邓芝，从褒斜道北上，作为疑兵佯攻嵋城，吸引魏军主力。而他自己则带领蜀军主力，北上岐山进攻陇西。这一招声东击西效果还挺好，魏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蜀军连下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形势一片大好。要是能顺利占领陇西五郡，就能切断曹魏与凉州的联系，要知道，凉州可是魏军重要的养马地，这对曹魏打击可不小。
可惜啊，诸葛亮千算万算，在关键的街亭出了岔子。他派马谡去镇守街亭，阻挡曹魏从关中派往陇右的援军。当时曹魏派了老牌大将张郃来援，蜀汉这边能和张郃对阵的也就赵云，可赵云分身乏术啊。马谡呢，自告奋勇去守街亭，可能诸葛亮也想着，这要是马谡立了大功，那可不得了，说不定也是出于这点私心，就同意让马谡去了。结果马谡把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 发挥得那叫一个 “极致”，不听副将王平的劝阻，非要把大军驻扎在孤山之上。这一扎营可坏了事，被断了水源后，蜀军瞬间大乱，大败而逃，马谡也只能仓皇逃窜。这一下，曹魏大军长驱直入，诸葛亮在陇西的大好形势急转直下，听说马谡失了街亭，主力部队马上就要腹背受敌，没办法，只能当机立断，放弃刚刚到手的陇西三郡，撤军回蜀。
这第一次北伐失败，蜀汉的损失可太大了。先看看将领方面，真的是让人痛心不已。在《三国志 王平传》里记载，诸葛亮对马谡和他的部下进行了严厉惩罚，“丞相亮既诛马谡及将军张休、李盛，夺将军黄袭等兵”。就这，被诸葛亮诛杀的高级将领就有马谡、张休和李盛三人。马谡大家都熟，因为街亭之败 “名留青史”，他违背诸葛亮的作战计划，导致北伐失败，被斩也算是罪有应得。可这对蜀汉来说，损失了一位本可培养的人才啊。李盛呢，记载不多，就知道和马谡一起被斩首了。还有张休，关于蜀汉这个张休的资料也很少，《三国志》里第一次提到他，就是因为在街亭之战中失利，和马谡一起被斩。
除了这三位，在诸葛亮的《后出师表》中还有记载，“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馀人” 。这里面，赵云是在第一次北伐后病逝的。赵云可是蜀汉的名将啊，他和邓芝带领的军队本不是主力，任务是给诸葛亮的主力部队争取时间。虽然没直接战死沙场，但北伐回来后没多久就病逝了，诸葛亮也把他算在了这次北伐折损的将领里。阎芝呢，之前刘备战败损失惨重，他作为巴西太守召集了 5000 人马，由马忠带领去补充刘备的战斗力，还是张飞麾下重要将领，可惜在这次北伐中阵亡。还有马玉、丁立、阳群、白寿、刘郃、邓铜这些将领，也都在这次北伐中战死。这一下，蜀汉一下子失去了这么多将领，尤其是像赵云这样的老将，第一代、第二代将领班底所剩无几，对蜀汉军事人才储备的打击太大了。
再说说士兵方面。虽然具体士兵阵亡数字没有特别明确记载，但街亭之战，马谡军队惨败，“士卒离散”“众尽星散”。王平虽带领千余蜀军严阵以待，逼退张郃，收集了一些失散的蜀军，但还是有不少士兵战死。而且诸葛亮率领的北伐军队本就缺乏实战经验，大部分是新兵，这次战败，对军队士气和战斗力的打击也是长期的。
从战略角度看，这次北伐失败，前期蜀军辛辛苦苦打下的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又丢了，北伐的目标一个都没实现。本来想着占领陇西地区作为新的防御屏障，结果因为街亭失守，不仅没实现，还切断了重要的运粮通道，只能无奈撤军。这意味着前期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还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加重了国内资源的压力。蜀汉本来人口就少，耕地也有限，这么一折腾，真的是雪上加霜。
还有少数民族方面，参与北伐的賨叟、青羌等族士兵有战死的，这可能会引起南中各部的不满，增加内部不稳定因素。
总之，诸葛亮首次北伐的失败，让蜀汉元气大伤。不光损失了众多有经验的将领和士兵，军事力量被削弱，还在战略、经济、内部稳定等多方面产生了负面影响。这对本就弱小的蜀汉来说，想要再寻找机会增强自身力量，对抗强大的曹魏，变得更加困难了。每次看到这些历史记载，想着这些损失，真的是让人揪心不已啊。
自2005年出版以来，小说《莫失莫忘》已经成为诺奖作家石黑一雄阅读量最高的作品，这部小说在各大中小学和大学被广泛研究，并被翻译成五十多种语言。它曾被改编成电影，又被改编成艺术大师蜷川幸雄执导的日本舞台剧，以及十集日本电视剧。最近又被改编成英国舞台剧，由编剧苏珊娜·希思科特创作。
写作之前的两度放弃、年轻同行与流行话题对他的影响、科技力量的席卷而来、生命的存在困境等等，这篇创作谈融合了石黑一雄近年的观察思考，与读者坦诚分享。
文 / [英] 石黑一雄
译 / 郑周明
在我埋头撰写第四和第五部小说的那些年里，我的书房不知不觉间竟变作了一座“迷你室内丛林”。四处堆满了写满涂鸦的纸张，尘土蒙蒙，文件夹摇摇欲坠，仿佛随时可能坍塌。
然而到了2001年春天，我带着焕然一新的精力重新投入新小说的创作，因为我的书房终于依照我极为苛刻的标准被彻底翻新了。我拥有了排列整齐、直抵天花板的书架，以及——我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一组在直角处交汇的双书桌。我的书房比从前似乎更小了些（我一向偏爱在狭小空间里写作，背对窗外的景致），但我对它极为满意。我常对别人形容，这就像住在一列复古豪华列车的卧铺包厢里：只需旋转一下座椅，伸出手，就能拿到任何我需要的东西。
▲ 石黑一雄书房
在我左手边的书架上，有一个如今触手可及的资料盒，封面写着“学生小说”。里面装着手写笔记、蛛网般的草图，以及一些打印的纸张——它们来自我此前两次尝试写作、后来成为《莫失莫忘》这部小说的草稿阶段，分别是在1990年和1995年。那两次我都中途放弃了这个题材，转而写了完全无关的作品。
不过，我其实并不常去翻那个资料盒——因为我对它的内容早已烂熟于心。我的“学生们”，也完全不像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和戴维·洛奇的“校园小说”里那些人物。最重要的是，我知道他们将共同拥有一种奇特的命运，这种命运会大大缩短他们的生命，却又让他们感到特别，甚至优越。
可是，这种“怪异命运”究竟是什么？——这个维度正是我希望赋予整部小说以独特气质的关键。
整整十年，我都未能找到答案。我曾设想过一些与病毒或接触核材料的场景，甚至还想象过这样一个超现实的情节：一个深夜在雾气弥漫的高速公路上搭便车的年轻人，拦下一个车队，最终被一辆正横穿英格兰乡村、载着核导弹的卡车带上了路。
尽管我不时冒出这些新奇想法，但我始终感到不满意。我构思出的每一个设定，不是太“悲剧化”，就是过于戏剧化，或者干脆显得荒唐可笑。我构筑的一切设想，都无法真正贴合脑海中朦胧可见的那个小说蓝图。
可到了2001年，当我重新回到这个故事上时，我能感觉到，有某样东西改变了。而这改变，并不只是因为我的书房变了新模样。
作为一名阅读者与写作者，我的成长轨迹深受1970年代的大学文学课程以及1980年代伦敦小说圈的影响。那是一个充满文学雄心的年代，国际视野与后殖民文学的浪潮不断涌入，令人兴奋不已。但与此同时，那个时代也对一切带有“流行”色彩的作品保持敌意，至多是轻蔑一笑。尤其是科幻小说，似乎背负着某种神秘的耻感，在创作与出版层面上始终被隔离在一个独立的小圈子中。因此，我和许多同时代作家一样，始终避开科幻写作，认为那种题材对艺术上的抱负毫无助益。
然而到了1990年代末，我终于注意到自己已不再是“年轻作家”——英国已经涌现出一批激动人心的新生代作家，通常比我年轻十五岁左右。我开始读他们的作品，也逐渐与他们结为朋友。
比如，亚历克斯·加兰（当时他刚出版了《海滩》）与我开始了一种持续至今的习惯——在北伦敦的小咖啡馆里漫无目的地吃午饭，聊些不拘一格的话题。我很快发现他在谈话中毫无做作地时常提到像J.G.巴拉德、厄休拉·勒古恩和约翰·温德姆这样的作家。是他为我列出了一份“必读图像小说”清单，引我进入艾伦·摩尔和格兰特·莫里森等人的世界。那时候，亚历克斯·加兰正在写一部剧本，后来成为了2002年经典的反乌托邦电影《惊变28天》。他曾向我展示过早期草稿，我则入神地听他讲述各种剧情推进方式的利与弊。
2000年秋，在我进行横跨美国东西海岸的巡回签售时，日程安排让我三次与一位初出茅庐的英国作家相遇。他的首部作品叫《幽灵代笔》，而他——当时对我而言完全陌生——名叫大卫·米切尔。我们在中西部酒店深夜的酒廊里相对而坐，各自完成活动后小酌一杯，比赛谁能猜出驻演钢琴师正在弹奏的曲目。
除了谈狄更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我注意到他还频频提到厄休拉·勒古恩、罗斯玛丽·萨克利夫、H.P.洛夫克拉夫特，以及刚上映不久的电影《黑客帝国》，还有各种陈旧但令人着迷的恐怖、鬼怪与奇幻小说。回到家后，我读了《幽灵代笔》，意识到自己刚刚与一位“怪物级的天才”交谈过（这一判断在他三年后出版《云图》时，终于成为业界共识）。
正是这些年轻同行的存在，激发并释放了我。他们为我打开了原本不会涉足的窗口。他们不仅让我接触到更广阔而鲜活的文化，还为我的想象世界开辟了全新的边界。
当然，也许还有其他影响因素：例如1997年新闻头版上那只叫“多莉”的羊——人类历史上第一只克隆的哺乳动物；又或者是我之前写作《无可慰藉》和《我辈孤雏》这两本小说，使我对脱离日常现实的叙述更有自信。无论如何，我对那部手稿的第三次尝试，和以往已有不同。
甚至可以说，我经历了一种灵光一现的时刻——尽管那是在淋浴时。我忽然之间仿佛看见了整个故事，画面、浓缩的片段，一一从脑海掠过。奇怪的是，我并没有感到什么胜利感，甚至也谈不上兴奋。我最深的记忆，是一种如释重负的安定感：一个失落的拼图终于嵌入原位。同时，还有一丝难以言喻的忧郁，甚至夹杂着一股几近反胃的情绪。
接下来，我试着为叙述者“试音”——设计了三个不同的声音，让他们各自讲述同一个事件的版本，各两页。我把这三段示例拿给妻子看，她毫不犹豫地选中其中之一——正好也是我心中属意的那个。
之后，在新书房里，我的创作节奏以我一贯的标准来看，可以说相当迅速：仅用了九个月就完成了第一稿（尽管语言极其混乱粗糙）。随后两年，我反复修改，不惜删掉接近尾声处的大约八十页内容，一遍又一遍地打磨某些段落。
自2005年出版以来，《莫失莫忘》已经成为我阅读量最高的作品（就销售而言，它很快超越了《长日将尽》，尽管后者早出版了十六年，荣获布克奖，并被詹姆斯·伊沃里改编成广受好评的电影）。这部小说在各大中小学和大学被广泛研究，并被翻译成五十多种语言。它曾被改编成电影，又被改编成艺术大师蜷川幸雄执导的日本舞台剧，以及十集日本电视剧。最近又被改编成英国舞台剧，由编剧苏珊娜·希思科特创作。
▲ 《莫失莫忘》改编电影版（2010）、日剧版（2016）剧照
这些改编也意味着，多年来我面对来自各路读者、编剧、导演、演员的问题。他们试图将这个故事转化为另一种艺术形式，同时也在思考它的内核。当我回想这些问题时，发现它们几乎都可以归纳为两类。
第一类问题大致可以归为：既然这些年轻人注定会面临如此可怕的命运，他们为何不逃跑？为何几乎没有反抗？
第二类稍难概括，其核心则是：这是一部悲伤、绝望的小说？还是一部令人振奋、带着正面希望的作品？
在这里，我不打算尝试回答以上两个问题。一来我不愿在本文中剧透；二来我也很满足，甚至自豪，能有一部小说促使读者心中生出这样的疑问。但我想提出一个观察——也许等你读完这本书之后，这段话会更有意义：
在我看来，关于《莫失莫忘》的这些最常被问到的问题，其实都源自它的“隐喻身份”所产生的张力。这部作品，是在隐喻那些如今已存在，或正处于边缘的、由科技失控所催生的人造机制？抑或它更像是关于人类基本处境的寓言——生命长度的限制，衰老、疾病与死亡的不可逃避，以及我们为了在有限时光里赋予生活意义与喜悦而采取的各种方式？
也许正是因为小说在这两者之间徘徊，试图同时成为这两种隐喻，它才在某些地方产生了内部的冲突。这既是它的力量，也是它的脆弱。
最后，我想谈谈这本书的书名——《莫失莫忘》。
Never Let Me Go原本是一首在上世纪50年代由耐特·金·科尔演唱而走红的歌曲，我在写小说的时候其实并不熟悉这首歌，是在偶然间看到了这个名字——它印在爵士钢琴家比尔·埃文斯的一张专辑《独奏》的封套上，我立刻被这个名字吸引住了。
除了它那种简洁优雅的美感，这个标题让我动容的，是它所表达的请求本身的不可能性。
比如说，“请你拥抱我久一点”，这是一种合理的请求。但如果有人恳求说：“莫失莫忘”，那不仅仅是在请求一件不可能的事，他们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心里也一定明白——他们所要的，是超出任何人所能给予的东西。正是因为如此，这句话才令我如此感动，我想把它的哀婉与深意，安放在我的小说中心。因为我们人类有时确实会从灵魂深处渴望一些我们明知无法实现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