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桃与史莱姆的神奇融合：史莱姆·胡桃组合的魅力解析，广州一家居卖场“爆雷”：用国补诱导消费，未履约金额约896万独家专访｜新书上市半月，苏童再谈《好天气》汪小菲的支持者也在不断增加，倘若说支持他的人中，有一个重要的声音，那便是他的好友吴宗宪。在直播中，吴宗宪透露，大S与具俊晔的再度结合，竟是徐家人所主导，而这一言论如同投石激起千层浪，使得舆论更加沸腾。吴宗宪还谈及自己的小孩懂礼貌，不与她们来往，直言不讳，颇为大胆。
将史莱姆和胡桃这两种极具魅力的元素进行巧妙的结合，创造出了一种独特而富有创新性的美食概念——史莱姆·胡桃组合。这种美食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呈现出一种颠覆传统、充满惊喜的新鲜口感以及丰富的营养成分。下面，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这种神奇组合的魅力及其背后的故事。
胡桃是一种富含多种营养素的坚果，其中含有丰富的人体必需脂肪酸、蛋白质、矿物质和维生素等。胡桃中的抗氧化剂、多酚类化合物和膳食纤维有助于维护身体健康，特别是对心脏健康具有显著的帮助作用。胡桃还含有独特的香气和浓郁的果味，给人带来愉悦的味觉体验。
史莱姆，作为一款经典的二维生物模型，以其色彩鲜艳、形状多样、可塑性强等特点深受喜爱。在许多创意作品中，史莱姆常常被用来构建奇幻、幻想的世界。而在将史莱姆和胡桃混合在一起的过程中，设计师们运用了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将两者奇妙地融合，创作出了一种新的食物形态——史莱姆·胡桃组合。
史莱姆与胡桃的完美碰撞，使原本简单的食材瞬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胡桃的外壳可以轻松变形，变成各种可爱的史莱姆形状，如圆形、三角形、心形、长条形等，满足了消费者对奇特形状和设计的需求。而史莱姆则因其独特的触感和色泽，在口感上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史莱姆本身的粘稠质地在经过胡桃的浸泡后，变得更加顺滑且富有弹性，与胡桃的饱满口感形成鲜明对比，让人无法抗拒这种美妙的感官享受。
史莱姆·胡桃组合的营养价值得以进一步强化。胡桃中的优质脂肪酸和膳食纤维，不仅可以提供人体所需的各种微量元素和氨基酸，还能帮助维持消化系统的正常运作，预防便秘和消化系统疾病。而史莱姆的独特口感则能增加食物的口感层次，让每一口都充满了前所未有的风味。
史莱姆·胡桃组合的制作过程也别具一格。传统的史莱姆制作需要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步骤，包括选材、清洗、切割、干燥等，耗时较长，且制作过程中难免会有浪费和不卫生的问题。通过将胡桃与史莱姆紧密相容的方式，大大简化了这一制作流程，降低了成本的也为消费者的饮食提供了更加便捷和健康的选项。
史莱姆·胡桃组合以其新颖的造型、丰富的人体需求营养和独特的制作工艺，成功地创造了一种既富有创意又美味无比的食品体验。这种神奇的组合不仅展现了设计师们的艺术才华，也展现出人类对于生活创造力的无限追求。它不仅满足了消费者对口味变化和食材多样性的需求，更在探索食物的可能性和突破常规思维方面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为我们带来了无尽的想象和创新可能。让我们期待更多类似史莱姆·胡桃组合这样的美食作品，为我们的餐桌增添更多的活力和惊喜。
200多名消费者在广州一家居卖场遭遇以“国补”为幌子的诱导消费，事件处理进展如何？
近日，有多位广州市民向总台中国之声反映称，他们在广州市增城区一家居商场内的品牌门店签订了全屋定制等装修合同，却遭遇商家无法履约的情况。
记者从增城区了解到，此事涉及232名消费者，未履行的合同金额约896万元。目前，当地已成立专项工作组，多部门联合进行处置。涉事品牌门店为什么无法履约？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又该如何保障？
2024年11月，金先生来到位于广州市增城区居然之家新塘万户来店三楼的欧铂尼门店了解全屋定制。金先生回忆，当时销售人员宣称他们推出的优惠力度很大。
金先生告诉记者，当时该门店推出了“品牌39800元优惠套餐”。在其宣传推广中，着重强调套餐可叠加享受“国补”政策。
当天，金先生在欧铂尼门店实际支付8.5万元预付款，收款账户为广州德亚特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29日，双方签订合同并付最终销售清单，优惠并扣除税点后，金先生应拿到18052.7元退款。此后，金先生几次催促，装修团队迟迟没有进场开工。直到今年2月份，他再次来到涉事门店，发现有不少消费者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多位消费者表示，2024年10月起，欧铂尼门店开始出现订单无法交付的情况。2025年3月，门店人去楼空，消费者报警。顾家家居门店也是类似的情况。2025年3月，顾家家居门店员工反馈老板已联系不到，两天后门店员工也不知所踪。
游先生说，此事发生后，在当地相关部门的介入下，涉事品牌方顾家家居愿意承担部分责任，目前兜底履行了20%的合同内容。
记者查阅了多位消费者和门店签订的合同，合同明确“业主享受政府补贴以旧换新优惠”的内容。多位消费者也表示，当时正是受“国补”承诺吸引，才会在付款环节一次性全部支付或者超额支付。多位受害者还表示，起初他们在消费维权时，遭遇涉事品牌方和商场的相关推诿。吴先生也是受害者之一，他告诉记者，当时之所以被门店销售员诱导一次性交全款，还因为相信商场和门店的品牌保障。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谢澍表示，如果是不具备合同履行能力的情况下，仍诱导消费者签订合同并支付费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24条规定的情形，涉嫌构成合同诈骗罪。
公开资料显示，居然之家新塘店是由原广州增城万户来家居商场装修升级而来。2018年12月，万户来家居商场与居然之家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居然之家新塘店正式营业，成为居然之家全国第303家分店。
记者从广州市增城区委宣传部了解到，今年2月以来，增城区新塘镇居然之家万户来店场内顾家家居、欧铂尼家居、原川装饰等门店先后被消费者投诉，集中反映在签订家具、装修合同后商家违约、退订金难、无人跟进售后等方面问题。经核查，涉事门店经营主体为关联企业，其主要负责人为林某军及其亲属，主要因资金链断裂导致无法正常履约。据消费者统计，涉事门店所收款项共使用了13个账户。沿着收款账户线索，消费者发现这些门店及公司运营关系极为复杂。
涉事品牌门店收了消费者的大笔钱款，谁来监管资金去向、合同履约？商场的角色又是什么？增城区相关人员介绍，为保障消费者权益，增城区已成立专项工作小组，属地镇街、市场监管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安、司法等部门联合处置，正在依法依规解决群众诉求。
经过相关部门摸排登记，此事涉及消费者232名，未履行的合同金额约896万元。当地已多次约谈涉事企业，并对企业及其关联企业（共8家）进行锁定，防止通过注销或变更法人等方式逃避债务；并搭建沟通平台，推动消费者与企业面对面协商解决方案。
针对涉事企业涉嫌存在骗“国补”的说法，增城区相关人员回应称，骗国补的问题并不存在。
增城区相关人员：关于国补的问题是这样的，假如我跟您订了10万块钱的货，国补是15%，我就只需要给您85000的费用。完成整个装修安装之后，要上传到系统才能够拿补贴。其实整个过程他从来就没有拿到补贴，这个是可以论证的。
截至目前，由欧派家居、顾家家居品牌方和居然之家万户来公司分别对103名消费者通过先行赔付、交付货物等形式兜底履约（32名完全兜底解决，71名部分兜底解决），涉及金额285.47万元。
据介绍，已有119名消费者选择集体诉讼。当地表示，相关部门将继续强化联动，持续跟进品牌方承诺的兜底履约事宜，落实订单交付和售后服务，加快推进诉讼进程，维护消费者权益。同时，进一步调查事件，存在违法犯罪行为的，公安机关将依法予以严厉打击。
广州增城区家居卖场发生的这起事件，表面看是商家跑路、承诺落空，背后暴露出的却是预付式消费监管的漏洞和商场责任的缺失。
目前，事件靠政府工作组强力介入、品牌方部分兜底才得以艰难推进，但消费者付出的时间成本、维权成本何其高昂，光靠事后“救火”远远不够。
五月中旬，苏童的新小说《好天气》终于上市。
这是苏童迄今写得最慢的长篇小说，也是他篇幅最长、涵盖个人真实经历最多的一部。从小说在《收获》首发开始，许多读者就对这部“历时11年”的新作十分关注。
《好天气》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推出单行本
“熟悉的苏童式诡谲美学”“前半本文笔惊艳”“苏童还是短篇更好”“即使不是杰作，也很有诚意”……单行本面世后，《好天气》很快引发了读者热议，有惊喜的赞叹，也有尖锐的批评。
对于这些，苏童全都坦然接受。
“我自己也能看出哪一段好，哪一段勉强。”新书出来后，苏童在南京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独家专访，“我自己很喜欢这个小说的开头部分，尤其是祖母的故事，这部分是六七年前写的。小说后面的那几章，应该说大约2/3都是2020年后完成的。”
回头再看这11年，他感觉就像过了一次人生：中间无数次删减、无数次修改、无数次重头再来。和年轻时交出一部新作相比，年过六十的他郑重多了，也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这个压力源于外界对他的期待，“如果没有这个压力，《好天气》也用不了11年。我得把自己这一关先过了，再交出去。”
他也非常坦诚地告诉我，作为一个作家，他有俗气的想法——觉得写一辈子，还是要留一个“大东西”。《好天气》就是他想象中的“大东西”。
“对我来说，写完《好天气》，基本上是一个心愿完成了。”
新书上市后，苏童在南京接受澎湃新闻·文学花边独家专访 图：薛松
【对话】
“从城北地带走出去，走到了咸水塘”
澎湃新闻：新书上市后我特别留意了读者的反馈，大家有说能在《好天气》里看到你过往作品的一些影子，比如住在香椿树街的人。你怎么看？
苏童：写《好天气》最初，我是想切断它与香椿树街的联系。我给新的地方取名“咸水塘”，地理上很清晰，咸水塘的一侧是塘西村，一侧是塘东街道。
但写着写着，不是我要写回去，是小说人物，比如“我”的母亲非要往香椿树街跑，我拽都拽不住，所以香椿树街又出现了。我本来是想在地理上都切断了——既然走出去了，就不回来了，或者另外再造一条别的什么街，但那意思不大。咸水塘的人还是要进城，离城最近的那条街道，不叫香椿树街叫什么呢？
这是我自己都觉得很有意思的、在写作时发生的、小说的意愿。小说有它自身的意愿，跟你作家的意愿不一致。最后你听从了人物。
苏童手绘“咸水塘”地图
澎湃新闻：我也会想到你20多年前的长篇小说《城北地带》。这两部小说之间存在着什么关联吗？
苏童：有。你看所谓的“咸水塘”和“城北地带”，在地域上就是有关联的。在我心里，从城北地带走出去，就走到了咸水塘，而咸水塘的人要进城，也要走过城北地带。咸水塘是我在地域上把城北地带往乡村部分拓出去了一大块。所以你也注意到了，《城北地带》里的那些人物，那些街道上的小市民，有时候又活在了塘东街道。
澎湃新闻：比如香椿树街的王德基一家。
苏童：对，就像王德基这样的人物。当然我好多小说里都有王德基，但是他代表着不同的功能。这一次，我写到了王德基家的房子。我想《好天气》和《城北地带》的关联就是，我从城北地带走出去，走了几十年，走到了咸水塘。我的心理是这样。
澎湃新闻：我们可以把《好天气》看成《城北地带》的番外篇吗？
苏童：我写王德基的时候，并不是想写他的番外篇，只不过不想再给小说人物起新的名字。如果说《好天气》是《城北地带》的番外篇，那就是一个地理的番外，一个时代的番外，或者更多的是社会变革的番外。
但是小说人物其实没有太多的延续性。比如香椿树街上的其他居民，以前经常出现的绍兴奶奶，这次都有意地避免了。《好天气》里老中医家门口的那个老太太，我本来完全可以写成绍兴奶奶。所以，有的人物，我是告别的。
但是这个王德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告别不了，好奇怪。可能我自己比较喜欢这个人物，一个小市民。王德基在好多小说里都很正面，比如在《西瓜船》里，王德基是那个帮老太太找船的好心人。我一直舍不下王德基，不知道为什么。
苏童《城北地带》
澎湃新闻：这是一个很好玩的研究话题。《好天气》从一个男人的回忆展开叙事，大部分时候是一个少年的所见所闻。你在写作视角上有哪些考虑？
苏童：《好天气》的写作视角，我从一开始就想的是第一人称。有读者说叙事者“我”为什么忽隐忽现，有时候是一个人物，有时候只是一个视角。这是我给自己创造的关于“我”的自由。
“我”在小说中究竟承担一个什么功能？他当然是一个人物，但更多代表的是一个视角，一双眼睛。最早的时候，我设想中的“我”和“我弟弟”是同一个人，但写着写着，我把“我”和“我弟弟”分开了。“我”主要成为了一个视角。小说需要哥哥的时候，哥哥出现了，不需要的时候，就只是一双眼睛。这是我给自己的自由，关于第一人称的自由。
《好天气》首发于《收获·长篇小说2025春卷》
澎湃新闻：你一直善于“少年视角”。60岁之后，你感觉笔下的“少年视角”相比过往有了哪些变化？
苏童：《好天气》这个小说里其实只有一个真正的少年，那就是“我弟弟”。他代表着一种善，一种纯真。这个少年大概是我60岁以后心目中的那个少年，他反而比以前所有的少年更干净，更纯真，或者说我对这个少年的形象要求更高，所以他变成了“我弟弟”。
说实在的，写作这么多少年，我真正最喜欢的，或者说沁出爱意的，就是《好天气》里的“我弟弟”。作家塑造一个人物，有时能写得惟妙惟肖，连毛孔都写出来，但是并不动情。然而在写“我弟弟”的时候，我怀着某种爱意。
我为什么爱这个人物？因为他有绿眼泪，他能在最坏的天气里通过那一双神赐的眼睛分辨出变形的人、真正的人。我想他身上寄托了一双真正美好的人打量世界的眼睛。因为这双眼睛，我爱他。
澎湃新闻：写《城北地带》的时候，你想着这是对自己“少年小说”的一个告别，但到了《好天气》，你又会不知不觉地回到过去。也有一种说法——一个作家写到最后，还是会回到童年。你认同吗？
苏童：这个说法很有道理。我年轻时，写作也好，对于人物的理解也好，我从不认为我是迷惘的一代。我是过了60岁，才发现每当我开始写作，我反倒成了迷惘的一代，我要思考我自己的生活时代和小说写作。
比如我的“写作革命”。一个作家，写来写去写一辈子，不可以重复自己，但你又摆脱不了自己，所以需要一次次的革命。想到“我要写什么”的时候，我是蛮迷惘的，我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要抛弃王德基、绍兴奶奶他们，但是你看，写着写着，又忍不住回去了，很自然的。
现在我发现，所谓的“写作革命”不用自己去设想太多。预谋的力量、构思的力量，都大不过故事本身的力量。换句话说，小说人物的脚步，是你难以事先设计和丈量的，他有他自己的目的地，他上天堂就上天堂了，他进坟墓就进坟墓了。
苏童在《我在岛屿读书》谈到童年
“《好天气》就是我想象中的‘大东西’”
澎湃新闻：《好天气》里有塘东与塘西，城市与乡村，生与死……它的内部结构有很强的对应关系？
苏童：《好天气》的结构确实很工整，我之前从来没有小说是这样的结构，它基本上是一个坐标系的结构。比如“天与地”，天上的烟囱和地下的竹林；“左与右”，咸水塘的塘东与塘西；“生与死”，其实也是一直是对峙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小说的结构也好，故事也好，包括两个招娣，两个家庭，都是对峙与冲突的。《好天气》内部的动力很简单，就是对峙与冲突。
到小说最后，青草消失了，与“生”有关的牛奶厂没有了，但人总是要死，丧葬的生意永远要继续下去。这是一个悲凉的人类处境与命题。
澎湃新闻：从《河岸》到《黄雀记》再到《好天气》，你对大时代背景下的个人心灵总是非常关注。
苏童：对。你看《好天气》是我所有作品里关注社会变革权重最大的一部，跟我以前的长篇小说相比，它往社会投射出更广阔、更深入或者说更焦灼的目光。
但个体的命运仍然是我小说中故事的动力，两个招娣，两个个体。很多读者跟我说，有一笔他们很喜欢，就是两个招娣有一天都去看香椿树街上的老中医，老中医一摸脉，说你们是一个人。
我自己也很得意那一笔。我想说个体的那种不能摆脱的民族基因、女性印记，它有某种一致性，但两个人在对峙的命运中又是如此不同：一个招娣因为在塘东，所以是工人，城市户口，另外一个招娣因为在塘西，就是农民，农业户口。
在老一辈人中，我们有无数的“招娣”，上海可能不太多，但在全国，到处都有名叫“招娣”“喊娣”“唤娣”“引娣”的女人，骇人听闻。全世界没有别的地方有这么一种文化，几代人背负的名字文化。
澎湃新闻：《好天气》像《妇女生活》那样写到了三代女性。你怎么理解女性生存境遇的变化和女性意识的觉醒？
苏童：因为时代的发展，女性的生存境遇会有某些变化。但真正女性意识被唤醒的那一部分，其实是人的意识。这个意识要觉醒，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的文化、教育、见识。所以你不要指望我们祖母那一代有反抗，不可能，因为在她观念里女人就是相夫教子、生儿育女。那个年代女性的心愿就是为这个世界多留点孩子。但现在不同了，很多女孩不婚不育，这是教育、见识和个人意识觉醒的产物。
澎湃新闻：你会怎么看待现在很多女孩不婚不育？
苏童：我觉得特别正常，但我必须说实话，我不希望我女儿这样。所以都是分裂的。比如我的很多学生扬言这辈子不结婚也不生孩子，我会尊重、欣赏。但当我是一个父亲，我不希望我的女儿做出这样的选择。可如果她偏偏就是做出这样的选择，我也支持。
澎湃新闻：《好天气》里有一个很牵动我的女性人物，好英。她卖了弟弟、受人欺辱、几次求死。对这个女孩我觉得很心疼，她当然做了一件错事，但她这个错又会让人觉得没办法恨她，她也很可怜。
苏童：好英这个人物，我很高兴你读出了同情，她做了一件非常残酷、离谱的事情，但是这个女孩是一个悲剧角色。我对这个人物的处理，其实寄托了一种女性反抗，只不过这种反抗以一个激烈的方式兑现了。这个反抗引起了这个家庭的另外一个悲剧。
很多读者跟我说没想到这个结局，会以为是好英杀了弟弟，没想到是卖了弟弟。卖弟弟，这是一门生意，事实上也为姐妹俩后来从商埋了伏笔。当然这一笔我写得蛮狠的，两个女孩子，从小就敢卖弟弟挣钱。这个细节是小说从头到尾最冒犯的一个部分。
澎湃新闻：好英好芳这对姐妹的故事性也很强，但感觉这条线你是有所克制的？
苏童：原本小说铺展得很大，我有想过再往下写，写好英好芳衣锦还乡后的故事，但是最后收住了。还有一些笔墨，比如我原来设计的对峙与冲突还有“南方与北方”。我写萧木匠、黄招娣到了北方，另一个叫咸水潭的地方，挨家挨户地寻找一个小驼子，他们会遇到好多驼子，都觉得可能是自己的孩子。这部分我认为还有点意思，后来也被砍掉了。
《好天气》单行本
澎湃新闻：写长篇小说，控制是一门技术活儿。小说从100多万字删到50多万字，还删去了哪些部分？
苏童：我之前还写到好莉想跟“我弟弟”殉情，写“我弟弟”纯真到这种程度——她让我死，我就陪她死。但是后来我放弃了这个殉情故事，因为好英的跳塘已经写了很多细节。这个小说我写了11年，经常写着写着觉得不好，就删掉了，还有的是回头看的时候删掉了。
澎湃新闻：写这部小说，哪些经历是你从未遇到过的？
苏童：这是我写得最慢的一部长篇小说。其中有两三年，不知道为什么，状态特别不好。或许也因为我的个人习惯。那两三年我经常在外做驻市作家，比如我在阿姆斯特丹住了两个月，在莱比锡住了三个月，在新加坡住了三四个月，还在香港岭南大学住了四个月。我当然也得写东西，但任务很轻，有时只要发几篇微博，所以我有充足的时间写东西。但是好奇怪，我在那些地方写出来的东西，差不多几十万字，回家一看，都不过关。那几十万字也是我后来丢掉的一部分。
这有点奇怪。有的作家无所谓，在哪里写都一样。但是我不行。我感觉我只要漂泊在外，写下的文字也是漂泊的，读起来也是离散的。我必须在我自己习惯的书房里安定地写出来，感觉那才是我自己该写的东西。
澎湃新闻：自己这一关是最难过的？
苏童：对。我自己也能看出哪一段好，哪一段勉强。回头再看这整个11年，就像一次人生。我自己很喜欢这个小说的开头部分，尤其是祖母的故事，这部分是六七年前写的。小说后面的那几章，应该说大约2/3都是2020年后完成的。疫情那几年正好是一段宅家写作的时间，我写得比较密集。
澎湃新闻：长久以来你的短篇备受赞誉，你现在会怎么面对这样一种声音——“苏童还是短篇写得好”或者“苏童的长篇不如短篇”？
苏童：我一直说，我写短篇小说，是为我写的，而我写长篇小说，是为苏童写的。苏童，是一个作家，是一个身份。我自己的生理性、个性，适合写短篇。但我作为一个作家也有蛮俗气的想法——我认为一个作家写一辈子，还是要留一个“大东西”。《好天气》就是我想象中的“大东西”。在这方面，我也不能免俗。
《好天气》单行本
澎湃新闻：我看到一个读者说他对苏童老师充满了敬意，因为作为一个写短篇比较舒适的作家，他交出了一部有诚意的长篇小说。
苏童：要有一部“大东西”，这其实是一种俗气的想法，但可能我的想法也代表了很多人的想法。一个人在创作上有他喜爱的东西，有他想要的某种辉煌的东西，他老臆想着写出一部惊世之作，当然也总有遗憾。
对我来说，写完《好天气》，基本上是一个心愿完成了。尽管它还是不如我想象的那样。我原来想象是写百万字的。但这个时代，百万字的东西，我估计都没几个人看，可能只有我的编辑咬着牙看完，一边看一边想“你为什么要写这么长”。现在也已经够长了。好在它好看。
澎湃新闻：你后面还会继续写短篇或中篇小说吗？
苏童：我现在还没休息够，你想我11年折腾这个长篇，最近还处在放空的状态。中篇小说我估计不会再写了。既然说是舒适区，我情愿睡一个最好的沙发是吧。短篇小说就是我的沙发。
苏童短篇小说自选集《夜间故事》
作家的变化有时是一种本能
澎湃新闻：当今天的你再被问及“先锋”，你会想到什么？
苏童：创作的道路是非常奇怪的，我们一般说道路向前，但有时创作道路的变宽反而在于后退那么几步。我所谓的“后退”，就是不那么先锋。
具体来说，我写《1934年的逃亡》《罂粟之家》，甚至到《我的帝王生涯》，我的故事都是打碎的，整个叙事情节基本上没有线性的东西，是块状。用色彩来比，它是一块一块的。
到了某一个阶段，我开始退回我们中国传统小说中的白描，不再用色块去考虑小说的构思，而是完全用线条，一笔一笔地勾勒。然后我也突然发现讲故事的乐趣，这是青年先锋时期不屑做的。当我捡起白描，捡起故事，我发现世界越来越开阔。但是我对那种充满探索精神的文本还是充满敬意的，只是很难持续。
创作其实也是一种生产力，它是否能持续，跟你选择的写作手法有关系。我发现传统是有力量的，它是可扩张、可生根、可开拓的，它的疆域反而是大国，反而比看起来天马行空的现代派小说更广阔。
我现在对传统的尊敬发自内心，就像我青年时代想天马行空，想标新立异，也是发自内心。但一个作家会有变化，无论是创作态度还是创作手法，他的变化都来自他内心的某种召唤。又或者说他有一个方向感——哪个方向最亮堂，最开阔，能走到最远，他又会往那走。有时也是一种本能。
苏童小说代表作
苏童作品系列（2020）
澎湃新闻：你说过一句话，做一个可持续的作家的意义，要大于做先锋作家的意义。
苏童：现在回头去看我们当时那一代所谓的“先锋作家”，每个人的东西都是青春期的荷尔蒙的回忆。荷尔蒙在创作中也会发挥作用。往往是青年时期的，很旺盛，注定是想造反，造文学秩序的反，造故事的反，造寓言的反。
但是造反不能造一辈子。突然有一天你会发现，当时你想造反、想破坏的那个东西，它是多么美妙。等于说，原来想革别人的命，后来被别人革了命，就是那样的感觉。对于我们传统的文学手法，就是这种感觉。
到了后来，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故事本身做出了选择。就像《好天气》，它注定是两个招娣的故事，注定是咸水塘的故事，它注定选择这样的笔法。
澎湃新闻：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可持续”三个字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尤其你早已成名，大家会对你有更高的期望。
苏童：“可持续”背后还有一个隐藏的问题。大家都会用进化论的视角看待一个作家的写作生命——应该越写越好，或者一直保持着某种旺盛的创作力。但是，那是不可能的。
我个人感觉，创作力和身体很有关系。青年时期的作品，你回头去看会看到很多问题，但你也能看到那种激荡感，那种荷尔蒙。年纪大了以后，五六十岁以后，荷尔蒙在作品中消退了，作品会呈现出另一种面目，它更真实，也更深刻。
比如你看《城北地带》，明显是有荷尔蒙的对吧，但是《好天气》里没有了。《好天气》就是一个60多岁的老人，带着一种沧桑在讲一个故事。
澎湃新闻：越到后面，交出新作时会不会越有压力？
苏童：肯定是带着压力，但你只能带着压力写作。我作为青年作家的时候是没有压力的。先锋作家写小说有什么压力？可能唯一的压力就是怕别人说你庸俗。
现在的压力是，你有那么多铁杆的读者，你会觉得一部作品的面世始终伴随着隐形的压力。如果没有这个压力，《好天气》也用不了11年。我得把自己这一关先过了，再交出去。
当作家不得不面对短视频时代
澎湃新闻：60岁以后，你的生活重心除了写作还会放在哪些地方？
苏童：重心还在写作。
澎湃新闻：除了写作就没别的了？
苏童：其他的都是休闲。比如我养花弄草，在院子里做园丁。说实在的，也还是为了更好地写作。我相信花草能够提炼空气，让你闻到大自然的气息，同时也是在锻炼身体。我现在的生活也很单调，要不然就是给学生上课，就这样。
澎湃新闻：我们今天来到了一个视频时代、流量时代，作家的处境，或者说作家和读者的关系可能也在发生变化。你对此有什么感受吗？
苏童：今天，一个作家不得不面对短视频时代，其实也是一种压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你的形象、你的言语，甚至你的声音，都会对你所塑造的文学形象有所破坏。我这个人比较挑剔，对我不喜欢的作家形象或者说话声音，我就不爱看，也不爱听。但是今天作家必须全方位地暴露给大众，这都是新的课题。所以你要问我，我更愿意回到过去。
澎湃新闻：不是所有人都喜欢镜头。
苏童：你怎么看待它，那是另外一个问题，除非你真能做到决绝，拒绝所有碎片文化对自己的侵扰。中国我想只有两个作家做到了决绝，一个是王安忆，一个是残雪，她们基本保持了说“不”的生活方式。
每个作家都是这样的：一部分的他是被别人看见的，一部分的他是自己的秘密。他心里总有一块地方是别人进不去的。但是今天的绝大多数作家，因为这个或那个原因，不停地在出镜。
比如我的编辑还在帮我做短视频，我自己是不要看的，我害怕看见我自己，但是为了配合营销，我不得不做一些本身很抗拒的事情。这是这个时代的生存。任何时代的生存都不可能让你尽善尽美。按我的心愿，一个作家跟读者的联系，最好就是一封信，我愿意回信就回信，不愿意回就不回。
但今天，作家很像在表演，他要把自己好的那一面表演给大家看。但是一个作家好的一面能有多少呢？读者看了你的短视频，喜欢你的人又有多少？我也一直在说服我出版社的那些小伙伴，我说你们不要认为每天刷到苏童是一种成果，我说从另外一方面去想，那是一种最大的失败和悲哀。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没有想到作家会遇到这样的处境，今天还要面对这样的事情。
澎湃新闻：这样的处境会让你有什么样的感觉？
苏童：会让你的生活有一种破碎感。这种破碎感你必须面对，你得经营这一堆碎片，是吧？
我有时会想到我们青年时代的写作，基本一张破桌子，一个蓝色的塑料台灯，很多作家就这样写，然后交给杂志社、出版社。他文学道路中要打交道的是那几个编辑，是几个文学爱好者，他们看完你的作品，说这个牛，那个不好。也会突然收到一个陌生读者的来信，告诉你他在什么场景下读了一部作品，产生什么样的感触。那时候作家与这个世界的关系，那么原始，那么简单，那么美好。
但它已经过去了。现在，一个作家要打理自己的作品、自己的形象，他被卷了进来。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勇气说不，势必就会身不由己。你不停地在捡自己的碎片，越来越多，生活就是这样，然后你只能持续地捡下去，捡的时候还要保持合适的身段，保持所谓的大众形象。每个作家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