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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天，缥缈的昆仑山忽然成了网络热点。
起因是《光明日报》刊登了题为《实证古代“昆仑”的地理位置——青海黄河源发现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石刻》一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仝涛。
指明“昆仑”位置的，是青海省玛多县扎陵湖北岸一处秦代摩崖石刻题记，简要记述了秦始皇廿六年（公元前221年），皇帝派遣五大夫翳率领方士前往昆仑山采摘长生不老药的事情。
图据《光明日报》
作者认为这一石刻意义非凡：它不仅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留下的唯一一处还现存于原址的刻石，同时也是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处。
但令人惊讶的是：文章刚发表，质疑声便接踵而来。
真假之争针锋相对
最先明确表示“高度怀疑”的，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辛德勇。
他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辛德勇自述”上发了题为《高度怀疑乃今人伪刻——石刻造假新高度》的简短文字，直言：铭文若如释文所释，敝人高度怀疑乃今人伪刻，这是石刻造假新“高度”。
一石激起千层浪。各方说法纷至沓来，随着媒体报道而涌现网络。
据报道，石刻镌刻字体为典型的秦小篆，所刻内容为：
皇帝/使五/大夫臣翳/将方士/采藥昆/陯翳以/廿六年三月/己卯車到/此翳□/前□可/一百五十/里。
图据《光明日报》
白话文的意思大致为：秦始皇廿六年，皇帝派遣五大夫翳率一些方士，乘车前往昆仑山采摘长生不老药。他们于该年三月己卯日到达此地（黄河源头的扎陵湖畔），再前行约一百五十里（到达此行的终点）。
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宗迪在微博上表示：寻药使者们出发之时，嬴政还未正式称帝，远在黄河源的五大夫又如何能提前预见到并写下“皇帝”一词；况且他们抵达河源地区的时候是冬天，高原严寒，完全不适合出行。
同时也有考古学者认为：这样肩负重任的队伍出发，不会和朝廷没有联系，肯定会有信使随时报告进展、互通消息，及时得知始皇称帝是完全可能的。
6月11日，辛德勇更新个人微信公众号，再度表示：“昆仑山铭”百分之二百五十是假货。
他甚至为批驳这块石刻而计划写作的书都拟好了提纲，书名暂定《制造昆仑山铭》，言之凿凿，自信满满。
但支持者的态度也很明确，河北师范大学国际岩画断代中心主任汤惠生就表示：这是百分之百的秦代石刻。
至于海拔和气候问题，汤惠生表示：“那里有终年放牧的牧民……说这种话的人都是从现代旅游的角度来看，人家是背负王命去寻找不死药，气候海拔怎会成为问题？”
图据光明文化记忆微信公众号
至于更多人提到的关于岩石在漫长的日晒风蚀之下会发生表层剥落、文字如何能完好留存的疑惑，汤惠生认为，这是历史学家们坐在沙发里的想象，“他们没见过在野外的古代石刻和岩画，不知道两千多年来石刻应该被侵蚀成什么样子。青藏高原上，3200年前的岩画都至今完好无损保存在那里，石刻为什么不能？”
在针锋相对的“真”与“假”之间，还有部分学者持观望态度。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李永宪表示，要等完整的考古报告公布，真相才会水落石出，“我个人的看法是：田野调查主要是提供石刻遗存的时代证据，文字内容还需要更多的研究，不必先下真或伪的结论。”
据红星新闻记者了解，6月15日~30日，青海方面将举办“青海昆仑文化多学科综合科考活动”，邀请了包括汤惠生等从事高原地区野外考古多年的知名专家。仝涛也确认将参加。
负责此次活动的青海省社科院相关工作人员告诉红星新闻记者，举办这次活动是年初就定好的计划，与新近的争议无关。虽然这番质疑给当地带来了一些舆论压力，但整体上他们认为这是好事，“学术问题，有争论很正常。真理越辩越明嘛。对于石刻的真实性，我们有足够的信心。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相关考察成果也都会按期公开发布。”
萨满神话中的“宇宙山”
在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华夏大地上，自古遗留下来的石刻很多。这一块秦代石刻之所以引发如此强烈的关注，不仅因为它可能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留下的唯一一处还现存于原址的刻石（同时也是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处），更因为它可能实证了传说中昆仑山的位置。
昆仑山，是古人心目中的“万山之祖”甚至“龙脉之祖”，在古代神话中赫赫有名。
但它具体的位置，却始终在虚无缥缈间。从西汉至清代，陆续有十几种说法，其所在位置从新疆、青海到甘肃、山东，均有说法，甚至还有说是岷山的。
汤惠生在《神话中之昆仑山考述》一文中明确地指出：汉代以前的“昆仑山”不能视为一个具体的地名，而是一个宗教或神话概念。大约汉代以后，昆仑山才变成一座具体地理山脉的名称。
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很早就提出：中国古代文明“以萨满教式文明为特征”。萨满教是一种世界性的原始宗教，也是一种世界性的原始文化现象。
在这种原始信仰中，宇宙分为天上、人间和地下三个世界。联系天地的“宇宙中心”最核心的意象，就是神山，也就是萨满教中的“宇宙山”或“世界山”。
昆仑山，就是中国古代萨满教中的那座“宇宙山”。它的模样与古人对神界的想象相融合，堪比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奥林匹斯山”。
最早、最系统描述昆仑山的上古典籍，是《山海经》。
按照《山海经》中说法，昆仑山位于遥远的西方，是天帝在人间的都城。方圆八百里，高万仞。山上有各种奇珍异宝，也有吃人的怪物和有毒的怪鸟守护，山下还有任何东西都无法漂过的弱水河环绕，弱水河之外更有能够烧掉一切的炎火之山……
这是一座绝不允许凡人接近的神山。只有射日的英雄后羿曾登上这座山，向西王母求取不死灵药。
但与此同时，《山海经》中也给出了似乎可以对应到现实中的一些线索。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昆仑山位于黄河源头。
甘肃酒泉的祁连雪山初夏风光 据视觉中国
《山海经·西次三经》云：“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神陆吾司之……河水（即黄河）出焉，而南流注于无达。”黄河之于中华文明的神圣地位毋庸置疑，自商朝开始便有祭祀黄河的国家礼仪。昆仑山位于黄河源头这一点，对其自身的神圣性也是一大佐证。
汉武帝在张骞凿通西域之后，就派出使者去寻找黄河的源头，想要确定昆仑山的位置。可惜这些使者找错了地方，他们报告汉武帝：黄河源头在新疆于阗一座产玉石的南山脚下，这与《山海经》所言的神话昆仑多玉一致。
公元4世纪，前凉王张骏（307~346年）统治期间，酒泉太守马岌向他汇报称：酒泉南山（今祁连山主峰一带）就是昆仑山。
所有的现实 都不如瑰丽的想象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连山是研究神话学和中国民俗的著名学者，他在《论古代昆仑神话的真实性》一文中写道：按照昆仑是黄河源头这个特征，它应该在中国西北部，而现代地理学已经清楚指出：黄河的真正源头在青海巴颜喀拉山。
陈连山还提到，1948年，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1893~1980）曾经非正式地说过，真正的昆仑当定为青海的巴颜喀喇山主峰噶达素齐老峰，这才是古人心目中那座作为黄河源头的神圣昆仑山的正确位置。
无独有偶，此次引发争议的这块秦代石刻，发现地点正是在黄河源位置——海拔4300米的扎陵湖畔。
青海巴颜喀拉山 据图虫创意
扎陵湖之南便是巴颜喀拉山脉，故而石刻中提及秦使及方士“采药”于“昆仑”等字眼，当指巴颜喀拉山脉及其周边区域。据此，仝涛认为：巴颜喀拉山无疑就是大部分先秦文献中所指的“昆仑神山”。
从石刻地点向西行60公里，则是“星宿海”的位置。星宿海位于扎陵湖西岸约30公里处，这里有大片沼泽、众多湖泊和溪流，因“众泉涣散，灿如列星”而得名。历史上，星宿海也一直被认为是黄河的源头所在。
自公元前219年至公元前211年，秦始皇共有七次出巡，分别在山东峄山、泰山、芝罘、东观、琅琊台、河北碣石、浙江会稽立下七大刻石，传颂后世。
这七大刻石据传为丞相李斯撰文并书丹，均属秦小篆作品。现存于世的只有山东岱庙的泰山刻石残块和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琅琊台刻石残块，均残断严重、漫漶不清。相较于此前已知的七块秦代刻石，黄河源石刻若为真，不但是唯一现存于原址的秦代刻石，同时也是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处。
顾颉刚认为：中国神话的两大系统，就是昆仑神话系统与蓬莱神话系统。
黄河 据视觉中国
发源于西部高原地区的昆仑神话，流传到东方以后，跟苍莽窈冥的大海这一自然条件结合起来，在燕、吴、齐、越等沿海地区形成了蓬莱神话系统，此后这两大神话系统各自在流传中发展。到了战国中后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被人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新的统一的神话世界。
在陈连山看来，上古时代黄河和昆仑山的崇拜者们没能找到自己心目中的神圣昆仑，虽然令人遗憾，但同时或许也是一件好事：无法确知的、游移不定的昆仑，令人们无法随意接近，从而保护了其自身的神秘性与信仰真实性。
江澄波于1926年出生在苏州一个世代经营古旧书籍的家庭。他自幼便在浓厚的书香熏陶下研习版本目录学与古籍修复技艺。江澄波的祖父江杏溪于1899年创立了文学山房旧书店，这家书店历经三个世纪的沧桑，见证了时代的变迁。
从16岁起，江澄波便投身于古籍旧书的世界，深厚的家学渊源与数十年如一日的实践，铸就了他一身辨伪存真的本领。他在古籍鉴别修复和版本研究领域建树颇丰，被业界尊称为“旧书业的活字典”，著有《吴门贩书丛谈》《江苏活字印书》等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文献价值。
即便在20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时期，文学山房与其他四家书店合并后，江澄波也从未停止对古籍的守护。他与志同道合者携手抢救了大批珍贵的善本古籍。2001年，退休后的江澄波重新恢复了“文学山房”的字号，再次投身于访书、购书、修书之中，为国家抢救了大量的文化遗产。
在回忆录《书船长载江南月》的自序中，江澄波先生写道：“书是我营生所靠，也是我终生所好。我觉得自己就像一条载书、送书的书船，我离不开书，就像船离不开水。”
下文经古吴轩出版社授权，节选自江澄波口述，韦力、张颖整理的《书船长载江南月》，以作纪念。
《书船长载江南月》
江澄波 口述
韦力 张颖 整理
古吴轩出版社
2022年11月
江澄波（1926-2025）。图片来自《书船长载江南月》。
从山塘街到护龙街
江氏我们这一支，祖籍浙江湖州织里镇。清朝咸丰年间，兵火四起，我的曾祖椿山先生不得已逃难离乡。他那时年方弱冠，背着简单的行囊，搭船走水路来到苏州阊门，在城门口的扫叶山房找了个活计谋生。
扫叶山房是苏州席氏家族的产业，藏书、刻书、售书，历史悠久。说起来，扫叶山房在清代书林史上较为灿烂。
同治初，当时的扫叶山房主人席威把扫叶山房总部迁往上海，逐渐经营新书。而苏州的扫叶山房成了分店，实际主事者是吴县人朱记荣。
朱记荣也是位藏书家，精于校勘。他的藏书室称“槐庐”“行素草堂”。我曾祖在店里做事，自然学到了不少本事。只是曾祖不过小小伙计，工资微薄，年逾四十，才娶妻成家。夫人刘氏，就是我的曾祖母。曾祖母娘家在山塘街八字桥，扫叶山房距此不远，所以曾祖选了八字桥西街一处房屋租赁定居，两下里都十分便利。
光绪七年（1881），贫寒的江家添了一子，名如礼，小名宝泉，这就是我的祖父。光绪二十年（1894），曾祖把我祖父送到浙江嘉兴孩儿桥的一家旧书铺学艺——在老辈人看来，孩子请别人来管，是比较好的。
初到嘉兴的店里时，祖父才十三岁。承家训，祖父刻苦学艺，至诚待人，勤俭持重。听祖父说，曾祖送他去学艺之前，曾将他的衣裤口袋悉数拆去。因为我们是做古书生意的，而古人窃书就和这衣服口袋有关系。比如当年《永乐大典》就是被朝臣藏在衣服内陆续偷出的，一万余册的大书，到乾隆时丢了三千多册，到清末时丢失大半。在这种风气下，曾祖把我祖父的衣裤口袋都拆了，以向嘉兴的店主表示清白，乃是极诚实之举，希望我祖父养成诚信及勤俭的品格。
在嘉兴的五年间，祖父熟悉了访寻古书的业务，掌握了鉴定版本、修补装订等本领，也有了自己的字：杏溪。这是源于他出生在农历二月杏花开放的时节吧。后来他便一直以字行世。光绪二十五年（1899），曾祖因病离世。十八岁的祖父闻讯匆匆从浙江返回苏州奔丧。将曾祖的后事料理完毕后，鉴于老母在堂，无人奉养，祖父便决定留在苏州。由于之前的经历都和书店经营有关，于是祖父有了创设自己书店的想法。
开书店，便涉及选址问题。阊门山塘一带自古繁华，明清以来，书肆林立，扫叶山房就选址于此；还出过几位大藏书家，最著名的是汪士钟；很多书在此流动集散。不过，经历太平天国运动，苏州的书店甚至商业开始渐渐向城中转移。祖父于是把目光转向古城内。
现在我们古城中的南北向的人民路，古时叫护龙街。人们说，南边的孔庙是龙的头，北边的北寺塔是龙的尾巴。这条护龙街上人文荟萃。清末，文庙旁是苏州府学、紫阳书院；龙头、龙尾间，散布着过云楼等藏书楼。当时护龙街上有很多书店、古董店，祖父便把书肆设于护龙街嘉余坊口，紧挨着顾文彬的怡园及过云楼，可见祖父既有商业眼光，又考虑到了书源问题。店面用芦席纸糊，店门朝东，面向护龙街。
曾祖去世时，留下一叠借条，祖父点检细看，发现都是织里的亲友借钱时写的。要开书店，需要资金，祖父就想着去一趟织里，把钱要回来，不过最后没有成行。听祖父说，那时织里来了位穷亲戚，衣衫褴褛，坐下聊天，祖父才知道亲友们过得比自己家艰难得多。再翻翻借条，落款都是曾祖。祖父无奈之下便表示这些欠条都不作数了，就打消了回织里要钱的念头。那么开店需要的资金从哪儿来呢？祖父只好向他人借贷，借了三百元，才得以勉强营业。
不久后，祖父娶妻胡氏，家里很快添了一个男丁，即我的父亲静澜先生；后又添了两个女儿，也就是我的大姑姑、小姑姑。江家人口渐繁，压力很大，仅靠经营书店，难以维持生计。曾祖母拾针刺绣，以刺绣所入贴补家用。一家人齐心协力，这才渐渐渡过开业时的难关。
《文学山房丛书》牌记。图片来自《书船长载江南月》。
文学山房的前三十年
我懂事之时，文学山房已发展了约三十年。这三十年中，文学山房从一个小书肆逐步发展至古书盈架，名人满门。惜乎我没有亲历，但常听父亲谈说往事。有几件大事，关乎文学山房的发展，亦可作为祖父、父亲在文学山房初创时苦心经营的见证。
光绪二十八年（1902），太谷学派第三代山长黄葆年辞官，在苏州十全街创办归群草堂（也叫黄公馆），讲儒论道，徒众极多。这些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并且都是品学兼优的读书人，他们的教材都需要在古书店采购。祖父看准了这一机遇，文学山房创办之初，就主营国学书，服务于莘莘学子，这是文学山房业务迅速发展的一个原因。
父亲讲，清末民初，明刊白棉纸古书的市价大约为每册银圆三枚而已。苏州本来是江苏巡抚驻地，辛亥革命成功后，军政府撤出苏州，省会移往南京，在苏候补官员纷纷回籍，书籍属于笨重之物，不方便携带，往往被大批处理，这也是苏州各古旧书店发展的一个背景。
民国初年，冯桂芬藏书、朱达夫藏书流入坊肆。冯桂芬是晚清维新思想的先驱，曾入李鸿章幕，又在紫阳书院和正谊书院做过主讲，著有《校邠庐抗议》等，还曾主持编纂同治《苏州府志》。他的藏书楼名“一仁堂”“耕渔轩”，据说，冯氏的藏书有二十架，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当时冯氏的书籍已三传至曾孙辈，可惜这一代不再以藏书为志，于是把藏书散了出来。而无锡朱达夫是同治年间的进士，听父亲说，朱达夫的藏书，虽然没有宋元秘本，但是装治精整。文学山房收的部分冯氏、朱氏家藏，丰富了货源。
民国十八年（1929），祖父以两百银圆向一家旧货店收得一部宋版书。这部书是《后山居士文集》二十卷，宋陈师道撰，有清代名人翁方纲的题跋及题诗。每半页九行十五字，左右单边，字体古朴浑厚，用黄麻纸印刷，又钤有“晋府书画之印”“敬德堂图书印”等印。这部《后山居士文集》初出世时，纸色晦暗，书家多8书船长载江南月：文学山房江澄波口述史认为该书是明代翻刻本而不屑一顾。后来祖父将该书售与潘博山先生。潘博山独具慧眼，收得此书后，把藏书楼改名为“宝山楼”，以示珍重，并将此书视为镇楼之宝。关于该书的价值，傅增湘言道：“不特为海内孤行之本，亦实为后山集传世最早之编。”
如此宝物由文学山房经手，书店的声誉自是随之高涨。同年，由曾任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主持编纂的《晚晴簃诗汇》终于付梓。这部书收入诗人六千一百余家，诗两万七千余首，分两百卷，涉及诸多江南文人，编纂历时多年。为了编这套书，民国初年，徐世昌派人广搜清人别集，曾有专人南下采访旧籍。我祖父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的清人诗集。文学山房的业务于是蒸蒸日上，祖父、父亲也结识了一大批士林人物。《晚晴簃诗汇》编刻完成后，文学山房依然与徐氏有生意及人情上的往来。
文学山房生意越做越好，便对嘉余坊口的老店铺不停修缮，以适应业务发展的需要。但靠着修修补补，总不是办法，加上家里频添人丁、伙计，更换新店铺势在必行。1931年，文学山房新店面落成，地址就在嘉余坊斜对面的大井巷北首，坐东朝西，仍然面向护龙街。门牌号是大井巷口707号。我们还有了时髦的电话，电话号码是741。新店面三开间，前后三进，前后都有楼，中间有天井，店堂高敞明亮。新店落成时，经由徐世昌的秘书贾君玉转请，徐世昌为文学山房题写了竖幅招牌，那招牌是圆木柱的样式，在我们店里挂了好几十年。又有一块匾额，是此前由清代翰林曹福元题写的。
让康有为耿耿于怀的宋本
大约2012年时，有一个从日本归来的留学生，带来了两册宋本《碛砂藏》。《碛砂藏》有好几千卷，这不过是其中两册残本。
内容很有趣，讲的是玄奘到印度取经的故事，里边记了几个故事，和《西游记》的情节颇有相似之处，可谓是真实的“大唐西游记”。一个故事是说法师（也就是唐僧）乘象过河时，让一人在船上看守经书和从印度带回的花种，到了河中间，忽然风浪大作，守经人和经书都跌落水中，就此丢失了“五十夹经本及花种”。又有一个段落，说法师在山涧中穿行，那山林里有很多盗贼，法师就要派一个僧人先去探路，跟盗贼谈：“我们是远来求法的……”如何如何，阿是让人联想到《西游记》呢？
关于这部刻本，还有一个小故事。民国十三年（1924），康有为应陕西督军的邀请到西安访问，在开元寺和卧龙寺发现了一部过去从未见过的大藏经。康有为希望买下运走，寺里僧人表示，需要请示有关方面。但康有为已经急不可耐，未经同意就把这大藏经装上了车，引起僧人以及地方士绅的愤慨，他们竟然把康有为告上了法院。康有为不得不放弃。而这部康有为未能带走的经书，就是宋代苏州碛砂寺刻的《碛砂藏》，现藏于陕西省图书馆。
《碛砂藏》宋刻本。图片来自《书船长载江南月》。
康有为因此耿耿于怀，后设法将之重印。
南宋时，苏州一带僧俗在平江府陈湖（今昆山陈墓）碛砂延圣院内设立经坊雕刻藏经，从宋绍定年间刻到元至治二年（1322）才告结束。藏主法忠，功德主清圭，又沙门德璋、志清、慧琚、慧朗、志莲、志昌、行一、维总、昙瑞、惟吉等主其事。这部大藏共六千三百六十二卷，世称《碛砂藏》。从《开宝藏》开始，直到民国间，总共出版了大藏经二十余种，其中只有《碛砂藏》出自苏州地区。
藏家带来的这两册书是绍定四年（1231）刻本，典型的宋版书，经折装，每半页六行，每行十七字。
典型的宋本，用墨精良，浓厚如漆，着水后，湿而无渍迹；宋时刻工，刀法精致认真，字画丝毫不拘，虽然刻在版上，却并不失去原书手笔精神。这两册书就有此特征。北宋时的汴梁本和南宋时的浙本、蜀本主要用白麻纸，南宋闽本则大都用黄麻纸，另外还有专印佛经的硬黄纸。此书用的就是硬黄纸。
议价收下后，在2014年的江苏书展上，我曾带此书展示，以此作为苏州宋代刻书的代表。
关于书店
古代的藏书之家都是大户人家，累世书香传家的也有，但更多的是顶多守三代，书就散掉了。连官宦富商之族都难以守护住古书，何况书店呢？书店也守不住书的。
我曾把书店比作城市的眉毛：对于一个人来说，眉毛看似并不重要，但缺了它，五官再精彩看着也乏味。一个城市不能没有书店。这是我坚持把店开下去的理由。
对于文学山房，我当然希望我的后代能继承下去，但如果再到孙子、曾孙，他们有自己的选择，我也是尊重的，不会强求。孔夫子旧书网、布衣书局，我都知道。不管怎么说，我相信总会有人继续做保护古籍的事，虽然方式可能和我有所不同。
书源枯竭了吗
近几年经营旧书的人，无论是开旧书店的，还是搞古籍拍卖的，都在感叹书源枯竭，大家认为经过多年的经营，该露面的好书基本已经出现过了，不会再有大批的生货了。我也认为是这样的。古书都是老的东西啊，不会出来新的、大量印的那种。我已经从事了八十年古书业务，认识的人比较多。四面八方熟悉的人都来找我嘛，我还能收到一些。我与很多老藏家多年以来关系处得很好，能够过几十年后再找他们高价收回当年卖给他们的书，这种情况有，但是不多。因为买我书的，大部分都是公家机构，都是某某图书馆、某某博物馆，不能再买回来。
现在我年纪大了，不能去人家家里访书了，只能等着好书被送过来。但是现在拍卖兴起，人家有好书，就直接送到拍卖场去了。收旧货的，从前收到书就送来给我看，现在人家在手机上查一查，送给我的时候，价格也提高了。其他古旧书店的情况，大概也是这样。书越来越少了，越来越难收到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书船长载江南月》插图。
谈谈变化
按照收入比来计算，从民国年间到现在，古旧书，尤其是善本，总体而言是涨价了。收书的类别变化更大。
以前的大藏书楼，像铁琴铜剑楼、群碧楼、嘉业堂、适园等，注重收宋元版，讲究收藏正经正史。现在都提倡红印本、蓝印本、套印本。一个时候有一个时候的风气啊。
套印本的价格变化也很大。以前，明清的套印本比普通版本贵一点，但基本可以当一般明版书卖。后来陶湘、郑振铎、阿英、李一氓等都重视套印本。现在套印本的价格就和普通书不一样了，上涨得很厉害。这个原因嘛，以前的藏书家、读书人把套印本当成蒙书，也不把传奇小说之类的书当一回事。民国时期，郑振铎、阿英提倡俗文学，它的内容也有人要研究了。加上物以稀为贵啊，东西少了自然就贵。
也有情况转差的，那就是清代的经学书。乾嘉学派的经学考据书，以前贵，买的人很多，那时候黄葆年、金天翮、章太炎几位先生在苏州城讲国学，读书人跟着他们学经学，买的是读的书——经学书、考据书。现在，怎么说呢，这些书买的人少了。大家买书更多的是用于收藏，等着升值。
书香文脉永不绝
我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会断绝。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看到现在还有很多年轻人都在研究古籍，我出版的《吴门贩书丛谈》有很多年轻人来买。还有一个现象：现在买书的女同志多了。民国的时候，藏书家常常自己一个人来买书，偶尔有带着夫人来的，夫人就坐在一旁等待。新中国成立后，黄裳先生和夫人一起来买书，夫人帮他拎包，任由他选书。现在，我看到有很多女同志来看书，男同志帮忙拎包；还有年轻母亲带小孩来的。这些不都是很好的现象吗？俗话说，书因人聚，有爱书的人在，书香文脉就不会断绝。
而我自己，我就是想要抢救中国文化遗产，直到生命最后一息。
作者/江澄波 口述 韦力 张颖 整理
摘编/李永博
编辑/张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