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日本及韩国三页的魅力：深度解读两国多元文化与科技创新的魅力纽带，中国电影需要“年轻态”原创 孙可望的能力到底有多强？他只花了三年，就将云南打造成人间乐土“我们的目标是在一年内在美国制造从芯片到超级计算机的整个过程。每个GB200 NVLink72机架包含 120 万个组件，重近2吨。迄今为止，还没有人生产过如此规模的超级计算机，我们的合作伙伴正在作出非凡的贡献。”黄仁勋称。
某日，我们有幸探访了位于亚洲腹地的两个国家——日本和韩国。他们的历史、文化、科技发展以及人民生活等各方面都展现出独特的魅力，这些魅力的纽带并非简单的历史传承或地理隔阂，而是两国在多元文化的交融下科技创新带来的深刻影响。
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看，日本和韩国都是东亚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两国都有悠久的佛教文化背景，各自的文化传统对彼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日本的茶道文化源远流长，其精致且独特的仪式感深受世人赞誉；而韩国则以其传统的韩剧和音乐闻名于世，如《权力的游戏》、《Running Man》等作品在全球范围内广受欢迎。这种文化交流使得两国的传统文化在相互碰撞中不断发展和完善，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景观，共同为世界艺术宝库增添了丰富的色彩。
在科技创新方面，日本和韩国同样展现出了高度的创新精神。日本的机器人技术、电动汽车、3D打印等领域均处于国际领先地位，被誉为全球最发达的制造业之一。而韩国则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云计算等诸多领域拥有众多创新型企业，如三星电子、LG Electronics、SK Innovation等，这些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对全球经济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通过不断创新，不仅提升了自身的技术实力，也为世界经济的增长注入了新的活力。
两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也呈现出显著差异但又相辅相成的特点。在日本，政府始终致力于推进经济多元化，鼓励科技创新和创业，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同时强化社会保障体系，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在韩国，政府则以“创新引领未来”为理念，大力推广现代服务业，尤其是信息通信、金融科技等领域，以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提升民众的生活质量。这种政策导向下的双支柱经济发展模式，一方面保证了国民的基本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也为两国科技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空间。
尽管两国在历史、文化和科技创新等方面都具有诸多优势，但它们之间也不乏差异性，比如在地域范围、人口构成、种族信仰等因素上存在较大差异。例如，日本主要由岛国组成，地域辽阔，自然环境多样，其特色美食和户外运动活动备受推崇；而韩国则地狭人稠，大部分居民为朝鲜族，饮食以海鲜为主，同时也具有浓厚的韩国料理文化。
探索日本及韩国三页的魅力，既需要我们深入挖掘两国历史文化的深厚底蕴，也要理解并欣赏他们在科技创新和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独特之处。无论是日本的精致茶道、韩国的时尚韩剧，还是两国在机器人技术和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成就，这些都是两国智慧结晶的独特体现，也是两国共通的人文关怀和科技进步之路上的一座桥梁。只有深入了解并尊重这一纽带，才能真正领略到日本和韩国两国的多元魅力，进一步加深两国友谊，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和合作。
本报讯（记者 王金跃）近期，多位青年演员纷纷登上热搜。
第78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上，由毕赣执导的文艺电影《狂野时代》引起国人关注，而该片主演、年仅25岁的易烊千玺更是成为热点人物。由郑晓龙担任总导演的电视剧《藏海传》开播后，很快登顶2025年灯塔播放量年榜。在片中饰演藏海的青年演员肖战备受关注。
青年演员受青睐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成功秘诀？
“00后”的易烊千玺和“90后”的肖战，无疑是他们同年龄演员中的佼佼者。从歌手出道，到2019年在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中的表现，易烊千玺在表演上不断精进。《少年的你》中的社会青年小北、《送你一朵小红花》中的患病青年韦一航、《奇迹·笨小孩》中为了救妹妹而下海的景浩、《长津湖之水门桥》中追寻哥哥足迹勇赴朝鲜战场的弟弟伍万里、《满江红》中的武官孙均，再到《小小的我》中的脑瘫青年刘春和，这些角色类型不一且年龄跨度大，在易烊千玺的演绎下，多个角色在大银幕上焕发光彩。据了解，除了即将在6月21日公映的《酱园弄·悬案》外，易烊千玺的新片还包括跟张艺谋合作的《惊蛰无声》以及《蛮荒禁地》《三个字》《新桃花扇》等影片。
肖战此次在《藏海传》中的表现让人眼前一亮。他跟徐克合作的电影《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也成为今年春节档的热门话题。
当像易烊千玺、肖战这样的青年演员备受关注时，一个十分迫切的形势也摆在了面前，在不久前由北京影协主办的“破势而立，凝聚信心——2025年春节档电影现象”研讨会上，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教授尹鸿指出，“目前我们也不得不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的电影有老化的趋势。”他认为，现在中国电影担当主力的依然是中年演员，“不是说中年演员不好，非常好，但如果仅仅是这样，如果我们的演职员年龄越来越大，至少我们会失去一部分观众。”尹鸿提出了“中国电影需要‘年轻态’”的口号，“因为全世界的电影基本是由年轻人支撑起来的，而2024年最明显的特点就是24岁以下的年轻观众数量下滑，而且这个趋势非常明显。”
尹鸿的观点可谓是一针见血。其实，早在2013年中国电影市场开始喷发时，曾经涌现出不少青年演员，他们有些外形俊朗，先天条件优秀；有些备受观众喜爱，一时风头甚健。但遗憾的是，这些演员中有的因生活不检点而出事，有的知法犯法而身陷囹圄，塌房者频现。
影视行业的繁荣，人才是第一位的。而作为故事的承载者和演绎者，演员直接影响故事的讲述和观众的热情。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电影之所以火遍全球，正是因为涌现了如成龙、张国荣、周润发、周星驰、刘德华等一大批优秀演员，他们的风云际会和激情碰撞，才铸就当时香港电影的辉煌。
眼下，世界电影正处于复苏阶段，中国电影更面临着来自短视频、微短剧等新型产品的激烈竞争。电影行业要想继续有更好的发展，迫切需要培养起一大批功底扎实、有观众缘、踏实演戏、认真做人、风清气正的年轻演员，推动中国电影继续前行。
历史上，孙可望一直以负面形象示人，很多人把南明的覆灭归咎于他。
确实，孙可望野心太大，挟持永历帝想要取而代之，还因为嫉妒心而挑起与李定国的战争，最终被清朝钻了空子，一举灭亡南明。
南明的灭亡，孙可望难辞其咎，但历史人物往往有其两面性，殊不知他当初也曾挽救南明，他率部平定云南的沙定洲之乱，又在云南进行休养生息，最终将云南打造成为人间乐土，给南明创造了一个稳定而富足的大后方。
在治理云南的过程中，孙可望的表现可圈可点，他的能力之强，当时在整个中国，都是独一档的存在。
那么，孙可望究竟在云南干了什么，他是怎么将云南打造成为人间乐土的呢？
1646年8月，张献忠率领五十万大西军将士北上抗清，不料在一次交战中，竟被豪格一箭射死。
张献忠死后，大西军乱作一团，他的四个养子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在危难之中收集旧部，从而保留了大西军的实力。
之后，孙可望由于年龄最大，又读过书，在四将军中地位也最高，所以被推为统帅。
在孙可望的率领下，大西军进入贵州，四将军在贵州召开了会议，确定了联明抗清的战略，决定进入云南发展抗清根据地。
为什么是云南？
其实跟一个叫做龙在田的人有关，此人是云南石屏土司，也曾是明朝一品武官，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张献忠的义父，张献忠曾得到他的帮助，从他那里获得了大量武器装备。
并且，四大将与龙在田也很熟悉，关系甚至可以说是相当亲密，在龙在田的劝说下，四大将决定进入南云发现。
那么，龙在田为何要四大将去云南，这就跟当时南明的形势，以及云南发生的沙定洲之乱有关了。
事情是这样的，自从南明建立之后，由于内讧严重，导致其屡屡败给清军，永历帝继位后，更是丧城失地，一退再退，地盘只剩下云南、广西等少数几个地方了。
在这种情况下，云南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永历帝将云南作为最后的根据地，甚至考虑到一旦云南也守不住，就从云南边界逃入缅甸。
当时，镇守在云南的是以沐天波为首的沐氏家族，以及南明设置的云南巡抚和三司官。
云南这个地方与内地不同，基本上是一群土司控制着底层政权，而沐家则通过管理土司，维系了明朝和南明对云南的控制。
因此，沐家对云南很重要，这也是为何直到明朝灭亡，他都还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是，就在南明岌岌可危之时，云南却出了件大事，当地土司竟然叛变了。
最先叛变的是武定土司吾必奎，他因不满沐家家臣的欺压，便起兵反抗。
为了平乱，沐天波紧急召蒙自土司沙定洲等人到昆明，不到一月就消灭了吾必奎。
虽然叛乱已经平息，但沙定洲却赖在昆明不走，原因其实很简单，他早就有了取代沐府，成为云南统治者的野心。
沐天波对沙定洲的野心不知情，还在府中设宴，热情款待了沙定洲，沙定洲又对沐府二百多年的财富垂涎欲滴，于是趁机发起反叛，攻占了黔国公府，沐天波仓皇逃走，妻儿老小则大多被沙定洲俘虏。
沐天波逃走后，在龙在田等人的保护下来到楚雄，楚雄是金沧兵备道杨畏知的地盘，他与沐天波的关系很好，在他的帮助下，沐天波算是站稳了脚跟。
后来，沙定洲攻打楚雄，但被杨畏知击败，沙定洲便攻打其他地区，最终将除了楚雄等极少地区以外的云南全境占领，成为了“云南王”。
当时，沙定洲的实力很强，云南土司几乎都臣服于他，他还得到了沐府的万贯家财，连续运了好几个月都没有运完，这泼天的富贵，竟被他轻而易举地接住了。
对此，沐天波十分恼怒，为了收复云南，他与杨畏知和龙在田等人进行了磋商，龙在田提出了大西军入滇的想法。
对此，沫天波是心有顾虑的，因为大西军之前一直与南明为敌，他之所以会败给沙定洲，就是因为将兵力调到云贵边界防守去了，导致昆明防守空虚。
龙在田却告诉沐天波，大西军有意联明抗清，并且他与四将军都很熟，可以保证大西军入滇，不会反客为主，沐天波这才打消顾虑。
于是，龙在田就派人联系了孙可望，就这样达成了大西军救援云南，与明朝联合抗清的战略。
在确定了进入云南的战略后，孙可望没有急着率军入滇，而是进行了一番策划。
孙可望这个人，之所以能得到张献忠的器重，就在于他足智多谋，办事沉稳，既擅长军事，又对政务很有见解。
就拿张献忠刚去世那会来说，他的妻子及其亲信宰相汪兆龄把持朝政，延续了他在世时颁布的许多过激政策。
孙可望认为，这些过激政策会导致大西走向灭亡，于是与其他三人商议，决定杀掉张献忠之妻及汪兆龄，得到了三人的支持。
张献忠之妻死后，孙可望废除了张献忠在世时的各项政策，一举稳定了军心。
大西军进入贵州后，不再滥杀人，对百姓秋毫无犯，因此得到了百姓的支持，清军也很快就被大西军击溃，不敢再进犯贵州。
可以说，孙可望是张献忠去世后，稳定大西军的灵魂人物，如果没有他，大西军早就完蛋了。
孙可望在出兵云南前，对云南的局势进行了分析，他了解到云南的官员和部分土司对沙定洲存在不满情绪，黔国公府在云南依然有很高的声誉，于是派遣间谍进入云南，声称自己是沐天波妻子焦氏娘家的武装，要带领大西军为沐家报仇。
这一招很有用，当孙可望率军进入云南之时，不但百姓们夹道欢迎，许多官官绅和地方土司也临阵倒戈，投靠了孙可望。
之后，孙可望又使了一招声东击西，假装攻打阿迷州，吸引了沙定洲的主力之后，却对防守空虚的昆明来了个突然袭击，一举收复昆明。
不过，此时孙可望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变化，他并不想只当个来帮忙的，而是想要占据云南。
但问题是，云南是沐家的天下，沐家在此经营了二百余年，势力根深蒂固，自己想要完全取代是很难的。
那么，孙可望怎么做才能既留下来，又能得到沐府的支持呢？
对此，孙可望派人与沐天波进行了协商，提出了留在云南的想法，沐天波在经历了定洲叛乱的荼毒，被弄得家破人亡之后，一心想要借助大西军复仇，便与孙可望达成了合作协议，至于孙可望留不留下来，等灭了沙定洲再说。
后来，孙可望又与作为云南官绅代表人物的杨畏知，以及各级官员、土司进行了会谈，最终决定取消大西年号，同时初步同意联明抗清。
经过一系列操作，孙可望为留在云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之后他派兵征讨云南各地，又让沐天波以征南将军的名义招抚各地土司，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许多土司都归顺沐府。
在孙可望和沐天波的配合下，沙定洲叛乱很快平息，其本人也被抓到昆明杀头。
通过平定沙定洲之乱，孙可望对云南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认识到了沐府的重要性，为了能留在云南，他正式废掉大西年号，改用南明年号，在保留四将军制的同时，沐天波继续当黔国公，云南官绅也都官复原职。
如此一来，大家就都满意了，孙可望留在云南之事也得到了众人的默许，联明抗清的局面就此正式形成，尽管永历帝当时还不知道这事。
孙可望平定全滇的意义十分重大，既是大西军历史上的新篇章，对南明永历政权的延续也是十分关键的。
同一时期，永历帝正在经历清军的围剿，湖南早就没法待了，广西也快待不下去了，好在孙可望平定了云南，为他保留了一条重要的退路。
孙可望入云南之前，沐府与云南巡抚、三司官之间矛盾重重，许多土司也不是真心臣服，导致云南的治理也很困难，所以并不富裕。
在经历了沙定洲之乱后，云南更是雪上加霜，田地荒芜、赤野千里，仅在昆明一地，就死伤了三十余万人，其他地方更是不可计数。
战乱结束之后，可以说是民不聊生，对此史书上有这样几段记载：
百姓缺衣少食，再加上天灾，死难的百姓不可计数，只能吃草了。
这样的惨状，对孙可望的触动非常大，尽管史书对他的负面评价很多，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作为农民出身，知道民间疾苦，也懂得体恤士兵和百姓。
比如，在平定沙定洲之乱的时候，孙可望就制定了“不妄杀人，不焚庐舍、淫妇女”的政策，大西军因此对百姓秋毫无犯，受到了百姓的拥护，也为日后治理云南打下了基础。
再比如，孙可望在征调民夫运粮的时候，给的待遇往往很优厚，民夫们都乐于为其效力，甚至不知疲惫地连续劳动。
孙可望之所以能平定沙定洲之乱，跟百姓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他在充分展现军事才能的同时，也展示出了很强的治理能力。
沙定洲之乱平定后，孙可望审时度势，决定在云南休养生息，但在此之前，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整顿吏治，因为他知道如果没有好的执行者，再好的政策也会变成害人的政策。
为此，孙可望杀掉了一批贪官污吏，任用了一些贤能之人，很短的时间内，云南的官场就焕然一新了。
接下来，孙可望进行了大刀阔斧地改革，核心是土地问题。
在当时的云南，土地一共分为五种，分别是民田、土司庄田、寺院庄田、屯庄和勋庄，而掌握土地最多的竟然不是农民，而是黔国公沐府。
据记载，沐府统治云南二百余年，虽然只是公爵，其实是“开门节度，闭门天子”的土皇帝。
沐家在云南有多威风，史书是这样记载的：
在云南人眼里，沐府就是朝廷，土司在沐府面前就像奴仆一样。
沐家的地位，一是祖上打下来的，二是云南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社会构造所决定的，明朝指着沐家镇守西南边陲，因此给了沐家许多优待。
在土地问题上，明朝允许沐家以“钦赐”和“投献”的方式得到土地，并且沐家的土地只需要缴纳极少一部分税赋。
在二百余年时间里，沐家通过土地兼并，获得了大量土地，也聚集了大量财富，仅在第一、二代黔国公时期，沐家就富甲天下了。
到明末的时候，沐家的土地达到了竟然了一万顷以上，占到了云南可耕土地面积的三分之一！
如此多的土地变成了沐家私产，云南能富裕得了吗？
现实情况其实更严重，除了沐家的土地之外，云南其他土地则大半掌握在土司和寺庙手上。
也就是说，云南百姓掌握的土地，其实是非常少的，他们大多数人只能充当佃户，给地主打工以换取勉强裹腹的粮食！
而在沐府和土司的土地上，管理模式则更加落后，几乎等同于农奴制，治下的农民地位低，待遇差，其实就是奴隶。
很显然，云南的土地制度，不顺应时代，严重阻碍了云南的经济发展。
沙定洲之乱后，云南的农业和经济发展，几乎到了崩溃边缘，云南原本矿产很丰富，却退化到只能使用原始的“贝币”的地步！
孙可望意识到，如果不改变遇难落后的土地制度，云南永远不可能富起来，那谁到云南也别想活得潇洒，大西军几十万将士，可能连吃饭都是问题。
1647年5月，孙可望下令，将云南大地主的土地全部改为营庄，包括沐府、土司、寺庙的土地在内，由专门的人负责管理，地主不再参与管理，只享受收益。
孙可望还规定，负责在营庄耕种的佃农，每年将一半的粮食上交，这一半粮食又分成两份，一大半充当军粮，一小半交给地主。
这种模式的好处是，将土地的所有权、经营权和使用权分离了，地主继续拥有土地，而官府负责经营，农民则负责耕种，这样农民的负担就减轻了，官府的收入也增加了。
唯一吃亏的是大地主，但好在地主只是少数人，在强大的大西军面前，他们除了服从，还能怎么样呢？
至于沐府，能够活下来已经很好了，收入少点也是能接受的，沐天波在这点上做得不错，给予了孙可望很大的支持，如果他反对的话，孙可望也很难实施土地改革。
就这样，孙可望一举摧毁了云南落后的土地制度，云南的农业发展重新焕发活力。
为了配合农业发展，孙可望还实施了一些政策，比如他大力号召外出的农民回来继续种田，给予税收优惠，甚至发放种子和耕牛。
水利设施的建设，是农业发展的重要保障，孙可望在一点上也花了大力气，他前后疏通了昆阳境内的海口，修建了澄江的西宕泉水利工程、剑海治理工程，等等，使得云南年年丰收。
要知道，云南的地理环境对水利工程的修建会造成很大阻碍，并且孙可望还要对清朝用兵，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他还能对农业发展这么重视，而且取得显著成效，足见他治理水平之高。
在此过程中，孙可望派遣了大量将士参与到农业发展当中，“不妨农务，借力新兵”，军队参与农业发展，也是云南农业快速恢复的重要原因之一。
仅仅花了三年，云南就“耕者有其田、战者有其食”，云南的经济发展一跃成为当时全国最好的地区之一，对清廷统治下的人民造成了极大震撼和吸引力。
这一点，在清朝官方文件中也有记载，湖南巡抚的一位幕僚说：
甚至连远离云南却富甲天下的江浙地区也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
可见，在孙可望的治理下，云南被他打造成为人间乐土，而他的大西军也十分富裕，以至于1648年丰收之后，他兴奋地“开仓赈济寒生，每人谷一斗”，出手相当阔绰。
1649年，云南再次丰收之后，孙可望解除了之前为了崇俭抑奢而颁布的“农民诸禁”政策，让百姓们在元宵节当天放花灯，这是云南几十年难得一见的盛世景象：
在金融政策上，孙可望也进行了改革，他宣布废除贝币，开采铜矿铸造钱币，日"兴朝通宝"，很快就在云南民间流行，一举稳定了云南金融。
由于孙可望将云南打造成为南明重要的后方基地，使得南明军队（主要是大西军，南明军队当时几乎损失殆尽）与清军屡战屡胜，收复了广西、湖南、广东等地，清朝多位大将战死，南明抗清高潮再次出现。
当然了，孙可望后期的表现不太好，或许是因为他的能力太强，认为永历帝不堪为主，于是对皇位产生了觊觎之心，竟然挟持并囚禁了永历帝，并在贵阳建造宫殿，俨然以皇帝自居。
后来，自尊心极强的孙可望，对李定国的功劳产生了嫉妒心，竟然出兵攻打李定国，从而导致了严重的内讧，最终兵败降清，在清朝没活几年就郁郁而终。
可见，孙可望有着鲜明的两面性，他一方面是一位顶级人才，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都有很大的作为，是南明的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