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痛批《疯狂的麦咭》拔萝卜：恶意剪辑误导大众？！，从天价耳环到协和学历，家长主义社会中的不公与谣言夫妻俩在加沙救人，9个孩子却被炸死这两名官员说，该建议尚未送抵特朗普的办公桌，是正在进行评估的高级官员讨论的几个想法之一。
以中央电视台《疯狂的麦咭》为主题的综艺节目作为近年来备受瞩目的娱乐节目之一，在其近期的一次名为“恶意剪辑误导大众”的大规模质疑与批评中，引发了广泛关注。该节目的争议主要集中在节目制作过程中的不规范和不当行为上，其中包括对剪辑手法的运用、内容剪辑的主观性等问题，引发了公众对于节目是否属于恶意剪辑，以及这种剪辑手法对大众认知的影响等方面深度思考。
从节目剪辑手法方面来看，《疯狂的麦咭》在节目过程中频繁出现刻意剪辑误导观众的行为，如将一些看似简单的事件或细节进行简化处理，或者对某些情节进行了过度夸张或艺术加工，使得原本简单的故事变得扑朔迷离，甚至有部分观众误以为某些情节存在“无厘头”的设定或插曲，进而产生误解或偏见。节目中还出现了一些明显与主题不符或不符合逻辑的情节安排，例如在讲述一些关于友情、亲情等情感话题时，节目并未深入挖掘这些主题背后的真实含义，而是将其简化为一些浅显的娱乐元素，从而引发观众对于节目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现实问题的疑问。
从节目内容剪辑的主观性角度来看，《疯狂的麦咭》的部分情节被过于主观地解读，这不仅导致了观众对于节目所反映的社会现象和人性特征产生混淆，也使节目在传递信息的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和扭曲。节目中的一些嘉宾在面对不同的挑战和困难时，往往会采取一种极端或乐观的态度，这种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观众对节目主人公形象的理解和评价，使得他们倾向于将主人公视为一种具有坚定信念和英勇不屈的精神象征，而忽视了他们在实际生活中可能面临的困境和挫折。这种片面化的解读方式，不仅可能导致观众对节目内容产生误读，更有可能引导观众形成错误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总的来看，《疯狂的麦咭》在节目制作过程中存在的这些问题无疑对观众的判断和理解产生了负面影响，造成了不少负面情绪和偏见的产生。这也并非全然否定节目的真实价值，《疯狂的麦咭》以其独特的创意和丰富的表现形式，成功地吸引了大量年轻观众的喜爱，并成为了近年来深受关注的热门综艺。如何通过科学合理的剪辑手段，让节目更好地反映出社会现象和人类情感的本质，同时又能吸引到更多的观众呢？
对此，央视在此次大规模质疑和批评后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
1. 提升节目制作团队的专业素养和技术水平：针对节目中存在的恶意剪辑和主观解读等问题，节目制作团队应加强对节目制作流程的研究和培训，提高剪辑技巧和艺术表达能力，确保节目在呈现故事的能够做到精准传达创作者的意图和观点。
2. 明确节目内容的导向和价值观：节目制作团队需要明确节目所要传达的主题和价值观，并以此为基础，精心策划每一集节目的内容剪辑，避免过分强调情感渲染和表面手法，突出节目对社会现象和人性特征的深刻揭示和客观分析。
3. 增强节目故事的真实性与说服力：在创作过程中，节目主创团队应深入挖掘现实生活中的具体情境和人物故事，充分展现每个嘉宾面临挑战和困难时的真实面貌，强化观众对他们经历的感同身受和认同感，而不是单纯地塑造一个完美无缺的形象。
4. 强化公众参与和互动：节目应鼓励观众参与到节目的创作和讨论中来，通过观众投票、评论等方式，收集观众的意见和反馈，进一步推动节目对观众喜好的理解和尊重，增强节目的真实性和亲和力。
《疯狂的麦咭》在节目制作过程中确实暴露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但只要我们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和技术水平，明确节目内容的导向
撰文 | 潘文捷
编辑 | 姜妍
2007年出生的演员黄杨钿甜因戴价值230万天价耳环而引发广泛关注，她在娱乐圈的发展与其家境被认为有极大关联。同样因家庭背景而获益的另一事件，则是此前“协和4+4”的新闻中，作为4年速成医学博士受益者的董袭莹。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一状况？
黄杨钿甜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与此同时，在网友对“二代”的家庭进行“深扒”的过程中，也会存在诞生一些新的谣言，进而出现如#董某外公为外籍院士米耀荣系谣言#的辟谣信息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在这些热点新闻出现时相伴而生的“谣言”？
从精英主义到家长主义的社会
如今在各个领域中，二代的现象越来越多。例如演艺圈中不乏星二代：陈奕迅的女儿出道当歌手，陈凯歌的儿子成为演员；更不乏富二代：马伯骞、虞书欣、姚安娜、蒋一侨等都以富二代人设为人所知。家庭，成为了许多令人瞩目的公众人物背后最大的托举力量。在《父母格差：“拼家长”时代的冲击》一书中，作者志水宏吉谈到，当下世界都在从精英主义（也叫优绩主义）渐渐地过渡到家长主义，这一改变对中国社会来说也有参考意义。
精英主义社会的公式是：优绩=能力+努力。
精英主义的理念强调个人的能力和努力最重要。每个人拥有的能力和他们一路积累的努力组合起来的结果就是“个人的优绩”，而能够回应他们的优绩来开拓人生的社会就是精英主义的社会。
然而，随着精英主义的发展，基于能力带来的阶层分化将越发严峻，精英主义的升级版就是家长主义的社会。这意味着当下的社会依然高度强调个人能力和努力，但是这里的“个人能力和努力”却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家庭条件，也取决于父母的财富和愿望。家长也分为不同的类型，有的善用经济资本，有的善用文化资本，有的善用社会关系资本，也有的善用以上所有资本。不论如何，对这些选择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是家庭拥有的各种财富和他们对孩子教育和人生寄予的期待。
家长主义社会的公式是：选择=财富+期待。
“当孩子不适应学校环境的时候，能给孩子做出第二个甚至第三个备选方案的人，除了父母没有其他任何人。”《父母格差》一书中这样写道。虽然董袭莹上的是协和“4+4”，黄杨钿甜进入的是娱乐圈，看起来选择不同，但是起作用的机制却是相通的。志水宏吉看到，家长主义的趋势显示在二代化、血统化和差距扩大化。过去很多明星都有普通人在娱乐圈实现阶层跨越的神话，例如周润发送牛奶、周星驰吃不起饭、吴奇隆家中负债累累等故事，伴随着奋斗的励志故事他们成为了年轻人的榜样。即使是富二代想要在娱乐圈摸爬滚打，也要拿出自己的作品来。过去，“连张国荣都要熬十年”是中国香港地区最励志的话之一：张国荣的父亲是洋服店铺“张活海”的老板，这个店铺位于中环黄金地带，因此张国荣刚入行时曾因富家公子的身份饱受质疑。直到《风继续吹》《Monica》等作品让他走红。然而，今天很多粉丝更喜欢看到偶像的贵公子、人间富贵花形象，他们非常喜欢说自己的爱豆“不努力就要回去继承家产了”。因此，在《为什么现在当偶像，流行富二代人设？》一文中，接受采访的娱乐公司的内部人士就说：“现在家里条件不好的小孩可能不太容易出头了，除非是像杨超越那样运气好到爆棚。”
虽然二代们能否像父母一样持续成功，需要看自身的努力，但是，作为一代的父母给了他们更高的起点、更强的经济实力和更广阔的人际资源网。《父母格差》一书指出，随着选择的增多，可以受惠的人只有一小部分。对于董袭莹来说，她可以选择在海外接受教育，也可以选择在国内进入协和，许多道大门都为其敞开。她是“能够选择教育的人”。但绝大多数的人只能是“接受教育的人”，也就是说对他们来说，教育系统看起来花样丰富，但只是一些昂贵的选项，像是高档商场。
《父母格差：“拼家长”时代的冲击》
[日] 志水宏吉 著 高璐璐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5
谣言
不论是董袭莹与协和“4+4”牵扯出的一系列人物关系，还是黄杨钿甜的耳环牵扯出的雅安公务员是否腐败，舆论场都像一个大型推理现场，有时有物证，有时只有心证，众说纷纭中，有时会触及真相，有时则会传递错误的信息，乃至伤及无辜。故而在热点新闻发生时，常常会有辟谣的声音，例如#董某外公为外籍院士米耀荣系谣言# ，或者虞书欣父亲对“侵吞国有资产15亿”等不实信息提起诉讼等情况。如何理解针对二代家庭巨额财富出现的谣言呢？是否在这样的情况中，传谣的人是恶的，被造谣的人是受害者？其实，谣言与辟谣并非可以用简单的真假或善恶来形容。
在《谣言作为一种社会抗议》中，胡泳提到，学者罗伯特·纳普分析了战争中流行的超过一千条的谣言，认为谣言是社会失序的一个结果，是社会态度和动机的一种投射。当官方对特定事件的信息讳莫如深，大众茫然无知，谣言应运而生。
受纳普影响，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奥尔波特与波斯特曼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谣言公式：
谣言＝（问题的）重要性×（事实的）模糊性
也就是说，假如谣言对我们生活的重要性为零，或者事件本身非常清楚，谣言就不会产生了。一个事件越重要，且事件的公开透明度越低，谣言越容易产生。
《旋风少女》编剧祝明针对娱乐圈二代进行过这样的发言：“早就等着扒她家（指虞书欣家）的瓜了，该来的终归要来的。这么说吧，影视行业所有卖“家境富裕”人设的，顺着查一遍，99.99999%都有料。”这一条微博获得了4.6万赞。祝明对虞书欣家庭的情况非常上心，一大原因是她和虞书欣一样都生活在江西的钢铁产业之家，前者生活在南昌的冶金建设工厂大院，而这里年久失修，居住条件差，工人下岗陷入贫困，而在此情况下，虞书欣的爷爷“就是爱跳舞的可爱富裕小老头，还能去上海买豪宅”。虞书欣家人的财富从何而来，与祝明和她关心的人们有着切身的关系。而对于黄杨钿甜的耳环事件，网友们最为关心的是，为何雅安地震之后，有人没有得到即时的救助，一个公务员家庭却可以拥有如此多的家产。许多网友都分享了当初给震后雅安捐款的故事，这意味着黄杨钿甜的耳环究竟是否来源于地震拨款，对网友们来说有着切身的重要性。然而，这些事件的真相却因为涉及具体人物的发家史，是极为不透明的。
在如上的谣言公式中，谣言信息的真假并没有那么重要。即使谣言建构的方向偏离了真实，也不意味着其追寻真相的努力是全部白费的。
黄杨钿甜晒耳环事件后，其父亲出面辟谣，说耳环并非正品，并发文号召网友“不信谣，不传谣”，然而网友们却又在黄杨钿甜晒出的照片中看到了真钻石才有的“火彩”。除此之外，我们也经常看到许多当事人所谓的“辟谣”，事后反而被证明是说谎，例如李易峰和团队曾对关于个人生活的言论进行过辟谣。此类行为因无法令大众信服，反而使得质疑之声越来越大。
“谣言是与当局的一种关系：它揭露秘密，提出假设，迫使当局开口说话，同时，又对当局作为唯一权威性消息来源的地位提出异议。谣言在无人邀请的情况下自发地争夺发言的权力。它经常是反对派的发言：官方的辟谣并不能说服它，因为它感觉官方与可靠性并不是相辅而行的。谣言令我们质疑当局，对’谁有权对什么事发言’提出质疑。谣言提供的信息与官方信息有时是相左的，所以，谣言构成了一种反权力，即对权力的某种制衡。”卡普费雷在《谣言：世界最古老的传媒》中这样写道。
当地时间23日，以军空袭命中了加沙地带南部的一栋房屋。遇袭的房屋里住着纳贾尔一家，纳贾尔家的10个孩子里，有9个在空袭中不幸遇难，男主人哈姆迪·纳贾尔和唯一幸存的孩子被紧急送往医院。
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汗尤尼斯的纳赛尔医院里，病床上的男人是23日以军空袭的幸存者，也是纳赛尔医院的医生哈姆迪·纳贾尔。
纳赛尔医院胸外科医生 阿卜杜勒·法拉：哈姆迪的伤情危重，需要在腹部和胸部做两次手术来止血，他的躯干、头部和脚部多处受伤，他正在接受重症监护。哈姆迪的特殊情况是他的妻子也是一名医生，她在以军的轰炸中失去了9个孩子。
哈姆迪的妻子阿拉是纳赛尔医院的儿科医生，空袭发生时，阿拉正在医院值班。作为一名儿科医生，阿拉只能绝望地望着自己亲生骨肉的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