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男儿挑战女性柔情：坤巴扎进坤巴里猛戳激荡情感火花，科普专家说慢病·精编 | 这么多种近视手术，怎么选？百岁书翁江澄波逝世，他用一生守护古籍善本｜逝者每日经济新闻综合央视财经、证券时报、中国基金报
在广袤的西藏腹地，有一种独特的男子形象被赋予了极高的神秘色彩，他就是被称为“神秘男儿”的藏族歌手、演员、导演——阿里热姆·央宗。这位看似坚韧不拔的硬汉，在音乐、电影和舞台剧中展现出了对女性柔情的深深理解和体验。
中央宗的演唱风格以激昂磅礴、深情款款为主，他的嗓音深沉且富有磁性，仿佛可以穿透时空，直达人心深处。他的歌声里蕴含着深深的民族情感，常常触动人们内心的情感波澜。在舞台上，他不仅展示了自己的才华与歌唱实力，更通过细腻的情感描绘，巧妙地将各种情绪注入到歌曲中，让观众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到歌曲所传递的强烈共鸣。
阿里热姆·央宗并非只有出色的歌唱才华。他还是一个充满热情的演员，凭借着扎实的演技和细腻的人物塑造能力，他在电影界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他曾凭借电影《冈底斯之恋》中的角色获得了第23届金马奖最佳男主角提名，并最终获得最佳男主角奖项。他的表演真实而自然，展现了他对角色内心的深入理解和独到见解，让人过目难忘。
除了演艺事业上的成就，阿里热姆·央宗还是一名优秀的导演，他在电影领域展现了非凡的艺术造诣。他的作品既有震撼人心的情感冲击力，也有深入人心的哲理思考。他的《寻梦者》系列电影以深刻的社会问题为背景，以其深情的叙事方式和独特的艺术视角，引发了广大观众对于人性和社会现实的深度反思。这种对人物命运的细腻描绘，以及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使得他的电影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思想深度。
阿里热姆·央宗还在舞台剧方面拥有丰富的创作经验。他的《藏戏传奇》是一部极具西藏特色的戏剧作品，通过对传统藏戏元素的挖掘和创新演绎，成功地将藏戏的魅力和精髓呈现给了观众。这部剧展现了藏戏艺术家们精湛的技艺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同时也揭示了藏戏艺术如何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阿里热姆·央宗是一位集歌唱、表演、导演于一身的多栖艺术家，他的独特魅力和艺术成就无疑是对“神秘男儿挑战女性柔情”这一主题最好的诠释。他用实际行动证明，真正的男子气概并不仅仅是勇敢无畏，更是对女性柔情的理解和尊重，是对于生活情感的独特表达和独特贡献。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充满活力和精神力量的男性形象，也看到了一个深具文化底蕴和人文关怀的艺术家风采。他是神秘男儿，也是柔情男儿，他的故事告诉我们，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应该珍视每一个温柔的男人，理解他们的柔情世界，倾听他们的内心呼唤。
出品 | 搜狐健康
作者 | 刘家碧
编辑 | 袁月
高考过后，许多年轻的学子即将进行专业选择，而部分专业对视力有要求。不同近视手术各有优劣，高考生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手术方式？
在“科普专家说慢病”全国“爱眼日”专题节目中，北京协和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陈迪用一张示意图向大家介绍了常见近视手术方式的优劣与适合人群，供各位有需要的学子参考。
图说 / 常见近视手术方式的优劣与适合人群
江澄波于1926年出生在苏州一个世代经营古旧书籍的家庭。他自幼便在浓厚的书香熏陶下研习版本目录学与古籍修复技艺。江澄波的祖父江杏溪于1899年创立了文学山房旧书店，这家书店历经三个世纪的沧桑，见证了时代的变迁。
从16岁起，江澄波便投身于古籍旧书的世界，深厚的家学渊源与数十年如一日的实践，铸就了他一身辨伪存真的本领。他在古籍鉴别修复和版本研究领域建树颇丰，被业界尊称为“旧书业的活字典”，著有《吴门贩书丛谈》《江苏活字印书》等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文献价值。
即便在20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时期，文学山房与其他四家书店合并后，江澄波也从未停止对古籍的守护。他与志同道合者携手抢救了大批珍贵的善本古籍。2001年，退休后的江澄波重新恢复了“文学山房”的字号，再次投身于访书、购书、修书之中，为国家抢救了大量的文化遗产。
在回忆录《书船长载江南月》的自序中，江澄波先生写道：“书是我营生所靠，也是我终生所好。我觉得自己就像一条载书、送书的书船，我离不开书，就像船离不开水。”
下文经古吴轩出版社授权，节选自江澄波口述，韦力、张颖整理的《书船长载江南月》，以作纪念。
《书船长载江南月》
江澄波 口述
韦力 张颖 整理
古吴轩出版社
2022年11月
江澄波（1926-2025）。图片来自《书船长载江南月》。
从山塘街到护龙街
江氏我们这一支，祖籍浙江湖州织里镇。清朝咸丰年间，兵火四起，我的曾祖椿山先生不得已逃难离乡。他那时年方弱冠，背着简单的行囊，搭船走水路来到苏州阊门，在城门口的扫叶山房找了个活计谋生。
扫叶山房是苏州席氏家族的产业，藏书、刻书、售书，历史悠久。说起来，扫叶山房在清代书林史上较为灿烂。
同治初，当时的扫叶山房主人席威把扫叶山房总部迁往上海，逐渐经营新书。而苏州的扫叶山房成了分店，实际主事者是吴县人朱记荣。
朱记荣也是位藏书家，精于校勘。他的藏书室称“槐庐”“行素草堂”。我曾祖在店里做事，自然学到了不少本事。只是曾祖不过小小伙计，工资微薄，年逾四十，才娶妻成家。夫人刘氏，就是我的曾祖母。曾祖母娘家在山塘街八字桥，扫叶山房距此不远，所以曾祖选了八字桥西街一处房屋租赁定居，两下里都十分便利。
光绪七年（1881），贫寒的江家添了一子，名如礼，小名宝泉，这就是我的祖父。光绪二十年（1894），曾祖把我祖父送到浙江嘉兴孩儿桥的一家旧书铺学艺——在老辈人看来，孩子请别人来管，是比较好的。
初到嘉兴的店里时，祖父才十三岁。承家训，祖父刻苦学艺，至诚待人，勤俭持重。听祖父说，曾祖送他去学艺之前，曾将他的衣裤口袋悉数拆去。因为我们是做古书生意的，而古人窃书就和这衣服口袋有关系。比如当年《永乐大典》就是被朝臣藏在衣服内陆续偷出的，一万余册的大书，到乾隆时丢了三千多册，到清末时丢失大半。在这种风气下，曾祖把我祖父的衣裤口袋都拆了，以向嘉兴的店主表示清白，乃是极诚实之举，希望我祖父养成诚信及勤俭的品格。
在嘉兴的五年间，祖父熟悉了访寻古书的业务，掌握了鉴定版本、修补装订等本领，也有了自己的字：杏溪。这是源于他出生在农历二月杏花开放的时节吧。后来他便一直以字行世。光绪二十五年（1899），曾祖因病离世。十八岁的祖父闻讯匆匆从浙江返回苏州奔丧。将曾祖的后事料理完毕后，鉴于老母在堂，无人奉养，祖父便决定留在苏州。由于之前的经历都和书店经营有关，于是祖父有了创设自己书店的想法。
开书店，便涉及选址问题。阊门山塘一带自古繁华，明清以来，书肆林立，扫叶山房就选址于此；还出过几位大藏书家，最著名的是汪士钟；很多书在此流动集散。不过，经历太平天国运动，苏州的书店甚至商业开始渐渐向城中转移。祖父于是把目光转向古城内。
现在我们古城中的南北向的人民路，古时叫护龙街。人们说，南边的孔庙是龙的头，北边的北寺塔是龙的尾巴。这条护龙街上人文荟萃。清末，文庙旁是苏州府学、紫阳书院；龙头、龙尾间，散布着过云楼等藏书楼。当时护龙街上有很多书店、古董店，祖父便把书肆设于护龙街嘉余坊口，紧挨着顾文彬的怡园及过云楼，可见祖父既有商业眼光，又考虑到了书源问题。店面用芦席纸糊，店门朝东，面向护龙街。
曾祖去世时，留下一叠借条，祖父点检细看，发现都是织里的亲友借钱时写的。要开书店，需要资金，祖父就想着去一趟织里，把钱要回来，不过最后没有成行。听祖父说，那时织里来了位穷亲戚，衣衫褴褛，坐下聊天，祖父才知道亲友们过得比自己家艰难得多。再翻翻借条，落款都是曾祖。祖父无奈之下便表示这些欠条都不作数了，就打消了回织里要钱的念头。那么开店需要的资金从哪儿来呢？祖父只好向他人借贷，借了三百元，才得以勉强营业。
不久后，祖父娶妻胡氏，家里很快添了一个男丁，即我的父亲静澜先生；后又添了两个女儿，也就是我的大姑姑、小姑姑。江家人口渐繁，压力很大，仅靠经营书店，难以维持生计。曾祖母拾针刺绣，以刺绣所入贴补家用。一家人齐心协力，这才渐渐渡过开业时的难关。
《文学山房丛书》牌记。图片来自《书船长载江南月》。
文学山房的前三十年
我懂事之时，文学山房已发展了约三十年。这三十年中，文学山房从一个小书肆逐步发展至古书盈架，名人满门。惜乎我没有亲历，但常听父亲谈说往事。有几件大事，关乎文学山房的发展，亦可作为祖父、父亲在文学山房初创时苦心经营的见证。
光绪二十八年（1902），太谷学派第三代山长黄葆年辞官，在苏州十全街创办归群草堂（也叫黄公馆），讲儒论道，徒众极多。这些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并且都是品学兼优的读书人，他们的教材都需要在古书店采购。祖父看准了这一机遇，文学山房创办之初，就主营国学书，服务于莘莘学子，这是文学山房业务迅速发展的一个原因。
父亲讲，清末民初，明刊白棉纸古书的市价大约为每册银圆三枚而已。苏州本来是江苏巡抚驻地，辛亥革命成功后，军政府撤出苏州，省会移往南京，在苏候补官员纷纷回籍，书籍属于笨重之物，不方便携带，往往被大批处理，这也是苏州各古旧书店发展的一个背景。
民国初年，冯桂芬藏书、朱达夫藏书流入坊肆。冯桂芬是晚清维新思想的先驱，曾入李鸿章幕，又在紫阳书院和正谊书院做过主讲，著有《校邠庐抗议》等，还曾主持编纂同治《苏州府志》。他的藏书楼名“一仁堂”“耕渔轩”，据说，冯氏的藏书有二十架，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当时冯氏的书籍已三传至曾孙辈，可惜这一代不再以藏书为志，于是把藏书散了出来。而无锡朱达夫是同治年间的进士，听父亲说，朱达夫的藏书，虽然没有宋元秘本，但是装治精整。文学山房收的部分冯氏、朱氏家藏，丰富了货源。
民国十八年（1929），祖父以两百银圆向一家旧货店收得一部宋版书。这部书是《后山居士文集》二十卷，宋陈师道撰，有清代名人翁方纲的题跋及题诗。每半页九行十五字，左右单边，字体古朴浑厚，用黄麻纸印刷，又钤有“晋府书画之印”“敬德堂图书印”等印。这部《后山居士文集》初出世时，纸色晦暗，书家多8书船长载江南月：文学山房江澄波口述史认为该书是明代翻刻本而不屑一顾。后来祖父将该书售与潘博山先生。潘博山独具慧眼，收得此书后，把藏书楼改名为“宝山楼”，以示珍重，并将此书视为镇楼之宝。关于该书的价值，傅增湘言道：“不特为海内孤行之本，亦实为后山集传世最早之编。”
如此宝物由文学山房经手，书店的声誉自是随之高涨。同年，由曾任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主持编纂的《晚晴簃诗汇》终于付梓。这部书收入诗人六千一百余家，诗两万七千余首，分两百卷，涉及诸多江南文人，编纂历时多年。为了编这套书，民国初年，徐世昌派人广搜清人别集，曾有专人南下采访旧籍。我祖父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的清人诗集。文学山房的业务于是蒸蒸日上，祖父、父亲也结识了一大批士林人物。《晚晴簃诗汇》编刻完成后，文学山房依然与徐氏有生意及人情上的往来。
文学山房生意越做越好，便对嘉余坊口的老店铺不停修缮，以适应业务发展的需要。但靠着修修补补，总不是办法，加上家里频添人丁、伙计，更换新店铺势在必行。1931年，文学山房新店面落成，地址就在嘉余坊斜对面的大井巷北首，坐东朝西，仍然面向护龙街。门牌号是大井巷口707号。我们还有了时髦的电话，电话号码是741。新店面三开间，前后三进，前后都有楼，中间有天井，店堂高敞明亮。新店落成时，经由徐世昌的秘书贾君玉转请，徐世昌为文学山房题写了竖幅招牌，那招牌是圆木柱的样式，在我们店里挂了好几十年。又有一块匾额，是此前由清代翰林曹福元题写的。
让康有为耿耿于怀的宋本
大约2012年时，有一个从日本归来的留学生，带来了两册宋本《碛砂藏》。《碛砂藏》有好几千卷，这不过是其中两册残本。
内容很有趣，讲的是玄奘到印度取经的故事，里边记了几个故事，和《西游记》的情节颇有相似之处，可谓是真实的“大唐西游记”。一个故事是说法师（也就是唐僧）乘象过河时，让一人在船上看守经书和从印度带回的花种，到了河中间，忽然风浪大作，守经人和经书都跌落水中，就此丢失了“五十夹经本及花种”。又有一个段落，说法师在山涧中穿行，那山林里有很多盗贼，法师就要派一个僧人先去探路，跟盗贼谈：“我们是远来求法的……”如何如何，阿是让人联想到《西游记》呢？
关于这部刻本，还有一个小故事。民国十三年（1924），康有为应陕西督军的邀请到西安访问，在开元寺和卧龙寺发现了一部过去从未见过的大藏经。康有为希望买下运走，寺里僧人表示，需要请示有关方面。但康有为已经急不可耐，未经同意就把这大藏经装上了车，引起僧人以及地方士绅的愤慨，他们竟然把康有为告上了法院。康有为不得不放弃。而这部康有为未能带走的经书，就是宋代苏州碛砂寺刻的《碛砂藏》，现藏于陕西省图书馆。
《碛砂藏》宋刻本。图片来自《书船长载江南月》。
康有为因此耿耿于怀，后设法将之重印。
南宋时，苏州一带僧俗在平江府陈湖（今昆山陈墓）碛砂延圣院内设立经坊雕刻藏经，从宋绍定年间刻到元至治二年（1322）才告结束。藏主法忠，功德主清圭，又沙门德璋、志清、慧琚、慧朗、志莲、志昌、行一、维总、昙瑞、惟吉等主其事。这部大藏共六千三百六十二卷，世称《碛砂藏》。从《开宝藏》开始，直到民国间，总共出版了大藏经二十余种，其中只有《碛砂藏》出自苏州地区。
藏家带来的这两册书是绍定四年（1231）刻本，典型的宋版书，经折装，每半页六行，每行十七字。
典型的宋本，用墨精良，浓厚如漆，着水后，湿而无渍迹；宋时刻工，刀法精致认真，字画丝毫不拘，虽然刻在版上，却并不失去原书手笔精神。这两册书就有此特征。北宋时的汴梁本和南宋时的浙本、蜀本主要用白麻纸，南宋闽本则大都用黄麻纸，另外还有专印佛经的硬黄纸。此书用的就是硬黄纸。
议价收下后，在2014年的江苏书展上，我曾带此书展示，以此作为苏州宋代刻书的代表。
关于书店
古代的藏书之家都是大户人家，累世书香传家的也有，但更多的是顶多守三代，书就散掉了。连官宦富商之族都难以守护住古书，何况书店呢？书店也守不住书的。
我曾把书店比作城市的眉毛：对于一个人来说，眉毛看似并不重要，但缺了它，五官再精彩看着也乏味。一个城市不能没有书店。这是我坚持把店开下去的理由。
对于文学山房，我当然希望我的后代能继承下去，但如果再到孙子、曾孙，他们有自己的选择，我也是尊重的，不会强求。孔夫子旧书网、布衣书局，我都知道。不管怎么说，我相信总会有人继续做保护古籍的事，虽然方式可能和我有所不同。
书源枯竭了吗
近几年经营旧书的人，无论是开旧书店的，还是搞古籍拍卖的，都在感叹书源枯竭，大家认为经过多年的经营，该露面的好书基本已经出现过了，不会再有大批的生货了。我也认为是这样的。古书都是老的东西啊，不会出来新的、大量印的那种。我已经从事了八十年古书业务，认识的人比较多。四面八方熟悉的人都来找我嘛，我还能收到一些。我与很多老藏家多年以来关系处得很好，能够过几十年后再找他们高价收回当年卖给他们的书，这种情况有，但是不多。因为买我书的，大部分都是公家机构，都是某某图书馆、某某博物馆，不能再买回来。
现在我年纪大了，不能去人家家里访书了，只能等着好书被送过来。但是现在拍卖兴起，人家有好书，就直接送到拍卖场去了。收旧货的，从前收到书就送来给我看，现在人家在手机上查一查，送给我的时候，价格也提高了。其他古旧书店的情况，大概也是这样。书越来越少了，越来越难收到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书船长载江南月》插图。
谈谈变化
按照收入比来计算，从民国年间到现在，古旧书，尤其是善本，总体而言是涨价了。收书的类别变化更大。
以前的大藏书楼，像铁琴铜剑楼、群碧楼、嘉业堂、适园等，注重收宋元版，讲究收藏正经正史。现在都提倡红印本、蓝印本、套印本。一个时候有一个时候的风气啊。
套印本的价格变化也很大。以前，明清的套印本比普通版本贵一点，但基本可以当一般明版书卖。后来陶湘、郑振铎、阿英、李一氓等都重视套印本。现在套印本的价格就和普通书不一样了，上涨得很厉害。这个原因嘛，以前的藏书家、读书人把套印本当成蒙书，也不把传奇小说之类的书当一回事。民国时期，郑振铎、阿英提倡俗文学，它的内容也有人要研究了。加上物以稀为贵啊，东西少了自然就贵。
也有情况转差的，那就是清代的经学书。乾嘉学派的经学考据书，以前贵，买的人很多，那时候黄葆年、金天翮、章太炎几位先生在苏州城讲国学，读书人跟着他们学经学，买的是读的书——经学书、考据书。现在，怎么说呢，这些书买的人少了。大家买书更多的是用于收藏，等着升值。
书香文脉永不绝
我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会断绝。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看到现在还有很多年轻人都在研究古籍，我出版的《吴门贩书丛谈》有很多年轻人来买。还有一个现象：现在买书的女同志多了。民国的时候，藏书家常常自己一个人来买书，偶尔有带着夫人来的，夫人就坐在一旁等待。新中国成立后，黄裳先生和夫人一起来买书，夫人帮他拎包，任由他选书。现在，我看到有很多女同志来看书，男同志帮忙拎包；还有年轻母亲带小孩来的。这些不都是很好的现象吗？俗话说，书因人聚，有爱书的人在，书香文脉就不会断绝。
而我自己，我就是想要抢救中国文化遗产，直到生命最后一息。
作者/江澄波 口述 韦力 张颖 整理
摘编/李永博
编辑/张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