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差价级卡毛：优质产品免费送，无需额外付费的便捷服务体验！，百岁书翁江澄波逝世，他用一生守护古籍善本｜逝者3900万卖掉收购的第一家海外酒庄，张裕A“断臂”能否求生？第二道：干煸豆角——香酥表象下的“隐患”
一个名为“零差价级卡毛”的新概念正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兴起，这种创新性的服务模式以其无与伦比的优势和令人难以置信的价值吸引着消费者的目光。对于那些追求品质生活、享受购物乐趣的消费者而言，“零差价级卡毛”无疑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购物体验。
从产品的角度看，“零差价级卡毛”提供的优质产品免费送，意味着消费者可以直接享受到商品的原产地直供，而不是在中间环节受到各种附加费或打折优惠的影响。这意味着消费者不仅能够以较低的价格购买到高质量的商品，而且还可以享有品牌的独家权益和定制服务。例如，一些高端品牌可能会通过这种方式向消费者推出一系列专属的售后服务，如快速响应客户的问题和反馈、个性化的定制化推荐等，使消费者感到他们真正得到了实质性的价值回报。
从服务的角度看，“零差价级卡毛”提供的免费送服务并不涉及任何额外的付费步骤或费用。这意味着消费者无需为获取优质的商品和服务而支付任何额外的费用，从而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成本。例如，如果消费者在某个网站上选择了“零差价级卡毛”的服务，只需支付最低的配送费用，并无需在购买过程中额外承担任何额外的注册、登录或信息验证过程，就能立即享受到各类优质商品或服务。这种便捷的服务方式使得消费者可以更加轻松地进行购物，无论是在家、办公室还是旅行时，只要有网络连接，就能够在几分钟内完成所有必要的操作，大大提高了购物的效率和便利性。
从用户体验的角度看，“零差价级卡毛”的推出极大地提升了消费者的满意度和忠诚度。通过免费赠送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消费者不仅可以在价格上获得实惠，还能享受到超越市场的优质体验。这对于那些对品质有较高要求、注重生活质量的消费者来说，无疑是极具吸引力的选择。他们可以通过这种模式，更加容易地挑选出心仪的商品，同时也可以享受到更加专业、贴心的客户服务，从而更好地满足自己的购物需求，增强自己的购买决策能力，提高购物的满意度和忠诚度。
“零差价级卡毛”以其独特的“优质产品免费送”和“无需额外付费的便捷服务体验”模式，已经成为当前市场上一种备受瞩目且深受消费者喜爱的新零售业态。这一新型模式不仅提供了消费者所需的各种优质商品和服务，还实现了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双向共赢，既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也为企业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未来，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消费观念的变化，相信“零差价级卡毛”的模式将会在更广阔的市场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为我们带来更多的购物惊喜和舒适体验。
江澄波于1926年出生在苏州一个世代经营古旧书籍的家庭。他自幼便在浓厚的书香熏陶下研习版本目录学与古籍修复技艺。江澄波的祖父江杏溪于1899年创立了文学山房旧书店，这家书店历经三个世纪的沧桑，见证了时代的变迁。
从16岁起，江澄波便投身于古籍旧书的世界，深厚的家学渊源与数十年如一日的实践，铸就了他一身辨伪存真的本领。他在古籍鉴别修复和版本研究领域建树颇丰，被业界尊称为“旧书业的活字典”，著有《吴门贩书丛谈》《江苏活字印书》等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文献价值。
即便在20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时期，文学山房与其他四家书店合并后，江澄波也从未停止对古籍的守护。他与志同道合者携手抢救了大批珍贵的善本古籍。2001年，退休后的江澄波重新恢复了“文学山房”的字号，再次投身于访书、购书、修书之中，为国家抢救了大量的文化遗产。
在回忆录《书船长载江南月》的自序中，江澄波先生写道：“书是我营生所靠，也是我终生所好。我觉得自己就像一条载书、送书的书船，我离不开书，就像船离不开水。”
下文经古吴轩出版社授权，节选自江澄波口述，韦力、张颖整理的《书船长载江南月》，以作纪念。
《书船长载江南月》
江澄波 口述
韦力 张颖 整理
古吴轩出版社
2022年11月
江澄波（1926-2025）。图片来自《书船长载江南月》。
从山塘街到护龙街
江氏我们这一支，祖籍浙江湖州织里镇。清朝咸丰年间，兵火四起，我的曾祖椿山先生不得已逃难离乡。他那时年方弱冠，背着简单的行囊，搭船走水路来到苏州阊门，在城门口的扫叶山房找了个活计谋生。
扫叶山房是苏州席氏家族的产业，藏书、刻书、售书，历史悠久。说起来，扫叶山房在清代书林史上较为灿烂。
同治初，当时的扫叶山房主人席威把扫叶山房总部迁往上海，逐渐经营新书。而苏州的扫叶山房成了分店，实际主事者是吴县人朱记荣。
朱记荣也是位藏书家，精于校勘。他的藏书室称“槐庐”“行素草堂”。我曾祖在店里做事，自然学到了不少本事。只是曾祖不过小小伙计，工资微薄，年逾四十，才娶妻成家。夫人刘氏，就是我的曾祖母。曾祖母娘家在山塘街八字桥，扫叶山房距此不远，所以曾祖选了八字桥西街一处房屋租赁定居，两下里都十分便利。
光绪七年（1881），贫寒的江家添了一子，名如礼，小名宝泉，这就是我的祖父。光绪二十年（1894），曾祖把我祖父送到浙江嘉兴孩儿桥的一家旧书铺学艺——在老辈人看来，孩子请别人来管，是比较好的。
初到嘉兴的店里时，祖父才十三岁。承家训，祖父刻苦学艺，至诚待人，勤俭持重。听祖父说，曾祖送他去学艺之前，曾将他的衣裤口袋悉数拆去。因为我们是做古书生意的，而古人窃书就和这衣服口袋有关系。比如当年《永乐大典》就是被朝臣藏在衣服内陆续偷出的，一万余册的大书，到乾隆时丢了三千多册，到清末时丢失大半。在这种风气下，曾祖把我祖父的衣裤口袋都拆了，以向嘉兴的店主表示清白，乃是极诚实之举，希望我祖父养成诚信及勤俭的品格。
在嘉兴的五年间，祖父熟悉了访寻古书的业务，掌握了鉴定版本、修补装订等本领，也有了自己的字：杏溪。这是源于他出生在农历二月杏花开放的时节吧。后来他便一直以字行世。光绪二十五年（1899），曾祖因病离世。十八岁的祖父闻讯匆匆从浙江返回苏州奔丧。将曾祖的后事料理完毕后，鉴于老母在堂，无人奉养，祖父便决定留在苏州。由于之前的经历都和书店经营有关，于是祖父有了创设自己书店的想法。
开书店，便涉及选址问题。阊门山塘一带自古繁华，明清以来，书肆林立，扫叶山房就选址于此；还出过几位大藏书家，最著名的是汪士钟；很多书在此流动集散。不过，经历太平天国运动，苏州的书店甚至商业开始渐渐向城中转移。祖父于是把目光转向古城内。
现在我们古城中的南北向的人民路，古时叫护龙街。人们说，南边的孔庙是龙的头，北边的北寺塔是龙的尾巴。这条护龙街上人文荟萃。清末，文庙旁是苏州府学、紫阳书院；龙头、龙尾间，散布着过云楼等藏书楼。当时护龙街上有很多书店、古董店，祖父便把书肆设于护龙街嘉余坊口，紧挨着顾文彬的怡园及过云楼，可见祖父既有商业眼光，又考虑到了书源问题。店面用芦席纸糊，店门朝东，面向护龙街。
曾祖去世时，留下一叠借条，祖父点检细看，发现都是织里的亲友借钱时写的。要开书店，需要资金，祖父就想着去一趟织里，把钱要回来，不过最后没有成行。听祖父说，那时织里来了位穷亲戚，衣衫褴褛，坐下聊天，祖父才知道亲友们过得比自己家艰难得多。再翻翻借条，落款都是曾祖。祖父无奈之下便表示这些欠条都不作数了，就打消了回织里要钱的念头。那么开店需要的资金从哪儿来呢？祖父只好向他人借贷，借了三百元，才得以勉强营业。
不久后，祖父娶妻胡氏，家里很快添了一个男丁，即我的父亲静澜先生；后又添了两个女儿，也就是我的大姑姑、小姑姑。江家人口渐繁，压力很大，仅靠经营书店，难以维持生计。曾祖母拾针刺绣，以刺绣所入贴补家用。一家人齐心协力，这才渐渐渡过开业时的难关。
《文学山房丛书》牌记。图片来自《书船长载江南月》。
文学山房的前三十年
我懂事之时，文学山房已发展了约三十年。这三十年中，文学山房从一个小书肆逐步发展至古书盈架，名人满门。惜乎我没有亲历，但常听父亲谈说往事。有几件大事，关乎文学山房的发展，亦可作为祖父、父亲在文学山房初创时苦心经营的见证。
光绪二十八年（1902），太谷学派第三代山长黄葆年辞官，在苏州十全街创办归群草堂（也叫黄公馆），讲儒论道，徒众极多。这些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并且都是品学兼优的读书人，他们的教材都需要在古书店采购。祖父看准了这一机遇，文学山房创办之初，就主营国学书，服务于莘莘学子，这是文学山房业务迅速发展的一个原因。
父亲讲，清末民初，明刊白棉纸古书的市价大约为每册银圆三枚而已。苏州本来是江苏巡抚驻地，辛亥革命成功后，军政府撤出苏州，省会移往南京，在苏候补官员纷纷回籍，书籍属于笨重之物，不方便携带，往往被大批处理，这也是苏州各古旧书店发展的一个背景。
民国初年，冯桂芬藏书、朱达夫藏书流入坊肆。冯桂芬是晚清维新思想的先驱，曾入李鸿章幕，又在紫阳书院和正谊书院做过主讲，著有《校邠庐抗议》等，还曾主持编纂同治《苏州府志》。他的藏书楼名“一仁堂”“耕渔轩”，据说，冯氏的藏书有二十架，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当时冯氏的书籍已三传至曾孙辈，可惜这一代不再以藏书为志，于是把藏书散了出来。而无锡朱达夫是同治年间的进士，听父亲说，朱达夫的藏书，虽然没有宋元秘本，但是装治精整。文学山房收的部分冯氏、朱氏家藏，丰富了货源。
民国十八年（1929），祖父以两百银圆向一家旧货店收得一部宋版书。这部书是《后山居士文集》二十卷，宋陈师道撰，有清代名人翁方纲的题跋及题诗。每半页九行十五字，左右单边，字体古朴浑厚，用黄麻纸印刷，又钤有“晋府书画之印”“敬德堂图书印”等印。这部《后山居士文集》初出世时，纸色晦暗，书家多8书船长载江南月：文学山房江澄波口述史认为该书是明代翻刻本而不屑一顾。后来祖父将该书售与潘博山先生。潘博山独具慧眼，收得此书后，把藏书楼改名为“宝山楼”，以示珍重，并将此书视为镇楼之宝。关于该书的价值，傅增湘言道：“不特为海内孤行之本，亦实为后山集传世最早之编。”
如此宝物由文学山房经手，书店的声誉自是随之高涨。同年，由曾任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主持编纂的《晚晴簃诗汇》终于付梓。这部书收入诗人六千一百余家，诗两万七千余首，分两百卷，涉及诸多江南文人，编纂历时多年。为了编这套书，民国初年，徐世昌派人广搜清人别集，曾有专人南下采访旧籍。我祖父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的清人诗集。文学山房的业务于是蒸蒸日上，祖父、父亲也结识了一大批士林人物。《晚晴簃诗汇》编刻完成后，文学山房依然与徐氏有生意及人情上的往来。
文学山房生意越做越好，便对嘉余坊口的老店铺不停修缮，以适应业务发展的需要。但靠着修修补补，总不是办法，加上家里频添人丁、伙计，更换新店铺势在必行。1931年，文学山房新店面落成，地址就在嘉余坊斜对面的大井巷北首，坐东朝西，仍然面向护龙街。门牌号是大井巷口707号。我们还有了时髦的电话，电话号码是741。新店面三开间，前后三进，前后都有楼，中间有天井，店堂高敞明亮。新店落成时，经由徐世昌的秘书贾君玉转请，徐世昌为文学山房题写了竖幅招牌，那招牌是圆木柱的样式，在我们店里挂了好几十年。又有一块匾额，是此前由清代翰林曹福元题写的。
让康有为耿耿于怀的宋本
大约2012年时，有一个从日本归来的留学生，带来了两册宋本《碛砂藏》。《碛砂藏》有好几千卷，这不过是其中两册残本。
内容很有趣，讲的是玄奘到印度取经的故事，里边记了几个故事，和《西游记》的情节颇有相似之处，可谓是真实的“大唐西游记”。一个故事是说法师（也就是唐僧）乘象过河时，让一人在船上看守经书和从印度带回的花种，到了河中间，忽然风浪大作，守经人和经书都跌落水中，就此丢失了“五十夹经本及花种”。又有一个段落，说法师在山涧中穿行，那山林里有很多盗贼，法师就要派一个僧人先去探路，跟盗贼谈：“我们是远来求法的……”如何如何，阿是让人联想到《西游记》呢？
关于这部刻本，还有一个小故事。民国十三年（1924），康有为应陕西督军的邀请到西安访问，在开元寺和卧龙寺发现了一部过去从未见过的大藏经。康有为希望买下运走，寺里僧人表示，需要请示有关方面。但康有为已经急不可耐，未经同意就把这大藏经装上了车，引起僧人以及地方士绅的愤慨，他们竟然把康有为告上了法院。康有为不得不放弃。而这部康有为未能带走的经书，就是宋代苏州碛砂寺刻的《碛砂藏》，现藏于陕西省图书馆。
《碛砂藏》宋刻本。图片来自《书船长载江南月》。
康有为因此耿耿于怀，后设法将之重印。
南宋时，苏州一带僧俗在平江府陈湖（今昆山陈墓）碛砂延圣院内设立经坊雕刻藏经，从宋绍定年间刻到元至治二年（1322）才告结束。藏主法忠，功德主清圭，又沙门德璋、志清、慧琚、慧朗、志莲、志昌、行一、维总、昙瑞、惟吉等主其事。这部大藏共六千三百六十二卷，世称《碛砂藏》。从《开宝藏》开始，直到民国间，总共出版了大藏经二十余种，其中只有《碛砂藏》出自苏州地区。
藏家带来的这两册书是绍定四年（1231）刻本，典型的宋版书，经折装，每半页六行，每行十七字。
典型的宋本，用墨精良，浓厚如漆，着水后，湿而无渍迹；宋时刻工，刀法精致认真，字画丝毫不拘，虽然刻在版上，却并不失去原书手笔精神。这两册书就有此特征。北宋时的汴梁本和南宋时的浙本、蜀本主要用白麻纸，南宋闽本则大都用黄麻纸，另外还有专印佛经的硬黄纸。此书用的就是硬黄纸。
议价收下后，在2014年的江苏书展上，我曾带此书展示，以此作为苏州宋代刻书的代表。
关于书店
古代的藏书之家都是大户人家，累世书香传家的也有，但更多的是顶多守三代，书就散掉了。连官宦富商之族都难以守护住古书，何况书店呢？书店也守不住书的。
我曾把书店比作城市的眉毛：对于一个人来说，眉毛看似并不重要，但缺了它，五官再精彩看着也乏味。一个城市不能没有书店。这是我坚持把店开下去的理由。
对于文学山房，我当然希望我的后代能继承下去，但如果再到孙子、曾孙，他们有自己的选择，我也是尊重的，不会强求。孔夫子旧书网、布衣书局，我都知道。不管怎么说，我相信总会有人继续做保护古籍的事，虽然方式可能和我有所不同。
书源枯竭了吗
近几年经营旧书的人，无论是开旧书店的，还是搞古籍拍卖的，都在感叹书源枯竭，大家认为经过多年的经营，该露面的好书基本已经出现过了，不会再有大批的生货了。我也认为是这样的。古书都是老的东西啊，不会出来新的、大量印的那种。我已经从事了八十年古书业务，认识的人比较多。四面八方熟悉的人都来找我嘛，我还能收到一些。我与很多老藏家多年以来关系处得很好，能够过几十年后再找他们高价收回当年卖给他们的书，这种情况有，但是不多。因为买我书的，大部分都是公家机构，都是某某图书馆、某某博物馆，不能再买回来。
现在我年纪大了，不能去人家家里访书了，只能等着好书被送过来。但是现在拍卖兴起，人家有好书，就直接送到拍卖场去了。收旧货的，从前收到书就送来给我看，现在人家在手机上查一查，送给我的时候，价格也提高了。其他古旧书店的情况，大概也是这样。书越来越少了，越来越难收到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书船长载江南月》插图。
谈谈变化
按照收入比来计算，从民国年间到现在，古旧书，尤其是善本，总体而言是涨价了。收书的类别变化更大。
以前的大藏书楼，像铁琴铜剑楼、群碧楼、嘉业堂、适园等，注重收宋元版，讲究收藏正经正史。现在都提倡红印本、蓝印本、套印本。一个时候有一个时候的风气啊。
套印本的价格变化也很大。以前，明清的套印本比普通版本贵一点，但基本可以当一般明版书卖。后来陶湘、郑振铎、阿英、李一氓等都重视套印本。现在套印本的价格就和普通书不一样了，上涨得很厉害。这个原因嘛，以前的藏书家、读书人把套印本当成蒙书，也不把传奇小说之类的书当一回事。民国时期，郑振铎、阿英提倡俗文学，它的内容也有人要研究了。加上物以稀为贵啊，东西少了自然就贵。
也有情况转差的，那就是清代的经学书。乾嘉学派的经学考据书，以前贵，买的人很多，那时候黄葆年、金天翮、章太炎几位先生在苏州城讲国学，读书人跟着他们学经学，买的是读的书——经学书、考据书。现在，怎么说呢，这些书买的人少了。大家买书更多的是用于收藏，等着升值。
书香文脉永不绝
我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会断绝。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看到现在还有很多年轻人都在研究古籍，我出版的《吴门贩书丛谈》有很多年轻人来买。还有一个现象：现在买书的女同志多了。民国的时候，藏书家常常自己一个人来买书，偶尔有带着夫人来的，夫人就坐在一旁等待。新中国成立后，黄裳先生和夫人一起来买书，夫人帮他拎包，任由他选书。现在，我看到有很多女同志来看书，男同志帮忙拎包；还有年轻母亲带小孩来的。这些不都是很好的现象吗？俗话说，书因人聚，有爱书的人在，书香文脉就不会断绝。
而我自己，我就是想要抢救中国文化遗产，直到生命最后一息。
作者/江澄波 口述 韦力 张颖 整理
摘编/李永博
编辑/张婷
7年前，在南澳大利亚阿德莱德的交割仪式上，张裕A（000869.SZ）高管与澳大利亚歌浓酒庄创始人举杯共庆全球布局落定。7年后，在烟台总部，张裕董事会决定卖掉12年前海外布局的第一家酒庄。
6月9日晚间，“国产葡萄酒一哥”张裕A公告，以480万欧元价格挂牌出售其2013年收购的法国富郎多酒庄相关资产。当年357.5万欧元的收购价看似让这笔交易实现了些许账面盈利，但刨除房产、流动资产变化、通胀等因素，持有12年的富郎多酒庄实际并未给上市公司带来太多回报。
与此同时，深交所一纸公告将张裕A调出深证成指样本股。作为曾经风光一时的白马股，张裕A去年业绩创下近20年来新低，仅完成年度营收目标的七成，近四年多来市值累计蒸发近200亿元。
在近日举行的股东大会上，张裕公司总经理孙健用三个“断崖式”描述当下困境，在他看来，2025年将是行业“艰难保命”的一年。在此背景下，变卖资产或是填补业绩缺口最直接的方式。
12年时间有近一半年份在亏损
6月9日晚间，张裕A发布公告称，公司下属子公司将其持有的法国ETABLISSEMENTS ROULLET FRANSAC公司100%股权作价260万欧元；本公司将持有的与法国富郎多公司生产经营相关的不动产作价220万欧元，一并转让给法国ELIOR GROUP SA。两笔交易合计作价480万欧元，约合3941万元人民币。
早在2013年10月，张裕曾以357.5万欧元（彼时约合2998.82万元人民币）受让法国富郎多公司全部股份（相关不动产收购价格未披露）。
随后，张裕以法国富郎多公司全部股份和500万欧元现金，出资设立法国Francs Champs Participations简式股份公司（下称“法国法尚”），富郎多公司成为法国法尚的全资子公司。
这笔交易划算吗？从评估值来看：
从账面上来看，张裕当初以357.5万欧元收购富郎多公司时包括存货、现金等全部资产，由于流动资产状况较彼时发生变化，因此388万欧元的估值虽然略高于当初收购价，但并无太大可比性。不仅如此，考虑到欧元区近十年来的通胀水平以及管理的投入，张裕此次出售的收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跳出这笔交易本身，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富郎多战略价值的缺失。
界面新闻记者注意到，作为张裕海外并购的起点，法国富郎多曾被寄予厚望，公司希望借此打开干邑白兰地的高端市场。不过，该酒庄始终未能融入张裕的全球协同体系，在公司的财报中也一直未作为独立业务单元披露业绩。
“这十几年，（法国富郎多）账面上累计的净利润只有16万欧元，有一半左右的年份都是亏损的。”6月10日，界面新闻记者致电张裕A证券部，相关负责人回应称，即使有的年份略有盈利，但实际经营情况并不好，利润上对上市公司几乎没有贡献。
以2024年为例，法国富郎多实现营收134.90万欧元，净利润亏损2.39万欧元，这显然不是张裕想要的。
回顾张裕收购富郎多的初衷，主要是为了加快中高端白兰地产品布局，从而快速切入中国不断增长的干邑市场。公司决定重金拿下这家位于法国干邑核心产区的酒庄，正是希望借此分一杯羹，甚至能达到与葡萄酒份额五五开的水平。
上述张裕A证券部相关负责人对界面新闻表示，“当时国内高端白兰地市场被‘三大洋’——人头马、轩尼诗、马爹利把控，市场表现非常好，公司希望直接到他们‘老窝’引进一个品牌，快速切入这个市场。当初想象得很好，富郎多的品质也不差，但实际来了以后，发现品牌在消费者心目中没有什么影响力，销量非常低。”
虽然目前市面上已经很难见到富郎多的产品，但张裕彼时为其打入国内中高端市场还是做过一番尝试。
据了解，在拿下这家与轩尼诗、马爹利毗邻的酒庄后，张裕曾陆续推出富郎多干邑品牌，并重点在广东市场试水（广东占中国白兰地消费60%以上份额）。
按照当初设想的“三步走”计划，富郎多首先要在广东、山东成为当地白兰地领导品牌；其次要成为中国市场的白兰地领导品牌，最后成为全球白兰地的领导品牌。在产品矩阵方面，张裕白兰地曾通过实施“高中低”全价位产品战略，意欲复制其在葡萄酒领域的成功模式。
但正如上述张裕证券部相关负责人所说，当初设想得很好，但现实却是残酷的。
海外布局铩羽
收购法国富郎多是张裕海外扩张的一个起点，自此，张裕便开启了海外“买买买”模式。
据界面新闻梳理，在2013年至2019年间，除法国富郎多外，张裕接连将法国蜜合花酒庄（333万欧元，2015年）、西班牙爱欧公爵（2625万欧元，2015年）、智利魔狮酒庄（4083万美元，2017年）、澳大利亚歌浓酒庄（2061万澳元，2017年）、法国拉颂酒庄（577万欧元，2019年）收入囊中，完成覆盖四大洲的全球拼图。
据界面新闻不完全统计，按照当时汇率计算，张裕仅用于收购上述资产的账面开支就超过6.7亿元，后续还有一定比例的增持。
对于为何要全球布局，张裕董事长周洪江在2018年时曾表示，“当下，中国葡萄酒市场是世界上最具潜力和成长性的市场，也是全球竞争最激烈的战场。张裕全球布局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巩固中国市场。”
在他看来，若不能及时走出去调动全球资源壮大自身实力、不具备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在中国市场也无法守住既有的阵地；只有巩固了本土市场，未来才可能真正实现国际化。按照彼时设想，未来可能有30%的销售收入来自海外。
包括富郎多酒庄在内，张裕一口气在法国并购了三家酒庄。
张裕总经理孙健曾对媒体表示，法国葡萄酒庄管理公司一般都是十几个、甚至几十个酒庄统一管理才可以发挥规模效应，单独管理一两个酒庄一般是要赔钱，即使不赔钱也基本上是不赚钱。如今，张裕在法国拥有三家葡萄酒庄，就能将其集成在一起进行管理，可大大降低人力、采购、物流等运营成本，更好地协同发展，同时盘活现有的投资项目。
然而，现实给张裕进军全球的雄心泼下冷水。
中国酒业协会数据显示，2015年进口葡萄酒在中国市场占有率只有32%，在2020年的时候已经超过50%，与之对应的是国产葡萄酒市场空间被不断压缩。这种趋势下，张裕却并没能凭借全球布局扭转本土市场的塌方。
长期关注葡萄酒市场的私募分析师展霖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如富郎多一样，张裕进口酒（即海外酒庄产品）在国内市场的营收占比一直不高，一直未能有效嫁接张裕在国内的渠道优势。
“张裕收购的海外酒庄，比如西班牙爱欧、法国蜜合花等在欧美市场属于中端品牌，在中国消费者心中缺乏高端认知，难以与法国拉菲、澳洲奔富等知名品牌竞争。另外，张裕原有的国内经销商体系更擅长国产酒销售，对进口酒推广能力有限，导致海外酒庄产品在国内渠道渗透不足。在与一众进口葡萄酒的竞争中，其产品在性价比上也占不到优势。”展霖进一步分析道。
另一方面，被收购的一些海外酒庄业绩不断下滑。
界面新闻注意到，自2019年财报开始，上述全部海外子公司均已退出“主要子公司及对公司净利润影响达10%以上的参股公司”之列，很难再窥探其实际盈亏情况。
从已披露的财务数据看，西班牙爱欧酒庄2013年、2014年营收分别为3580万欧元、3593万欧元，对应净利润分别为117万欧元、137万欧元。但被张裕控股后，2016年年报显示，爱欧集团实现营收2.81亿元（彼时约合3828万欧元），净利润亏损748.44万元（彼时约合101.97万欧元）。
此外，澳大利亚歌浓酒庄2018年实现营收5764.89万元，净利润仅21.79万元；2019年实现营收5639.91万元，净利润也只有46.34万元。此后略有好转，2021年实现营收4881.54万元，净利润114.14万元；2022年实现营收4729.03万元，净利润68.74万元。
但对比收购的前一年，即2016年6月30日至2017年6月30日，歌浓酒庄实现营业收入1105万澳元（约合人民币5746万元），净利润126万澳元（约合人民币655.2万元）。
也就是说，在被张裕收购后的四年中，歌浓酒庄平均每年的净利润约为60万元，几乎相当于收购之前的十分之一。
“从葡萄酒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出海策略是错误的，因为葡萄酒讲究产区概念，目前中国葡萄酒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没有产区概念。对于国产葡萄酒企业来说，这里买一个，那里买一个，根本上是无法加分的。”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对界面新闻表示。
断臂求生
当协同效应未能实现时，及时止损便成为必然选择。尤其在葡萄酒市场遭遇寒冬之际，“葡萄酒一哥”也不得不变卖“家当”维持生存。
出手富郎多酒庄只是张裕近期变卖资产的一环：
中国酒业协会数据显示，国产葡萄酒市场规模在2016年达到巅峰的484.54亿元，此后持续下行，2023年已降至90.9亿元，是白酒行业的1/83，啤酒行业的1/20。另据国家统计局及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2024年国产葡萄酒产量11.8万千升，较上年14.3万千升继续减少，同比下降17.5%。
具体从张裕来看，2024年财报显示，公司实现营收32.77亿元，同比下降25.26%；净利润3.05亿元，同比下降42.68%，创下近20年新低。
而即便只录得3.05亿元的净利润，其中有1.2亿元还要归功于变卖旗下的葡萄园资产。
雪上加霜的是，除了葡萄酒市场，公司近年来想要发力的第二增长曲线——白兰地市场也大幅下滑。去年该业务实现收入7.40亿元，同比下滑35.80%，毛利率也下降近3个百分点。
6月3日，深交所一纸公告为张裕的衰落添加了资本注脚——公司被正式调出深证成份指数样本股。
张裕A净利润创下近20年新低。来源：同花顺
在5月26日的股东大会交流环节，孙健表示“行业已经下滑到了艰难保命的阶段”、“利润上是比较难看的”，并用三个“断崖式”揭示困局根源：消费形势“断崖式”不友好、消费场景“断崖式”萎缩、渠道推动力“断崖式”减弱。
朱丹蓬对界面新闻表示，结合当下整体的消费意愿、消费能力和消费信心来看，白酒已步入低迷期，作为国产葡萄酒龙头的张裕也很难独善其身，短期内很难摆脱行业寒冬。通过变卖资产优化资产结构，回笼资金，对于张裕来说是断臂求生，这一点是对的。
展霖判断，这种处置反映出张裕对海外资产的重新评估，后续不排除会陆续出售其他一些资产来填补业绩缺口。
对此，前述张裕A证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暂时没有，但随着形势发展，未来如果合适的话，企业不排除去出售这些业务。”
在张裕看来，此次出售法国富郎多酒庄，不仅仅是为了回笼资金，还可以让公司把精力重点投入旗下国内高端白兰地品牌“可雅”，并称其品质完全可以跟法国干邑产品掰掰手腕。
“可雅目前势头比较好，公司也花了很多资源打造这个品牌，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都有些影响。”上述张裕A证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会更加专注于打造可雅品牌。
对于拥有百年历史的张裕来说，公司并非没有底气。
从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拿下四枚金奖，到建国后成为国宴用酒的常客，再到今年旗下“龙谕”收获杜塞尔多夫盲品大赛“世界酒王之王”称号，资本市场上股价的弱势与百年品牌的厚重形成对照，摆在张裕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打好一手好牌。
“张裕的机会是非常大的，某种程度上张裕拿了一手好牌，但是我们承认前期确实打得并不够好。但是既然拿了一手好牌，你就有足够的机会。因为这个行业是不会消亡的，关键是唤醒消费。”孙健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