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水不流外人田》：探讨土地私有权与社会公平的深层思考，法律人笔下的诗意突围——评赵德铭律师译著《失群的鸟儿》杨海蒂：沧海何曾断文脉“中国好书”由中宣部出版局指导、中国图书评论学会组织评选，旨在通过好书推介传递正能量，推动和引导全民阅读。
在当今中国，土地私有权的存在已经成为一个既微妙又深远的社会问题。《肥水不流外人田》这一著名小说以农民们为题材，深入探讨了土地私有权与社会公平之间的深层思考。
从广义的角度来看，《肥水不流外人田》描绘了一幅农村社会画卷。小说中的农民们生活简朴、辛勤劳作，但他们深知自己手中的土地是属于自己的，并且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积淀。他们的土地不仅仅是生存之源，更是他们精神家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土地所有权的意识深深植根于他们的内心深处。随着社会的发展，土地私有权问题逐渐显现出来。一些富有的农民开始将土地流转给他人，不仅获得了更高的经济收益，也使得原本属于农民的土地资源流向了更富裕的人群手中，形成了“肥水不流外人田”的现象。
这种现象的背后，实际上是社会公平与土地私有权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一方面，土地作为集体或国家所有的重要资源，其价值不应被随意改变。土地私有权制度的确立，使农民拥有了对土地的所有权，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农民的利益和权益。如果土地私有制过度发展，会导致土地资源的过度利用和消耗，影响到农业生产和生态平衡，最终导致农村整体生产力下降和社会公平的损害。
另一方面，对于那些缺乏经济实力或者无力承担土地流转费用的农民来说，他们可能无法完全享有土地所有权。这种情况下，是否允许这些农民参与土地流转，就成了衡量土地公有制是否公正的一个重要指标。如果允许，那么可以有效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缓解农村地区土地供应紧张的问题；但如果禁止，则可能导致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进一步加剧农村地区的贫困状况。
面对这样的现实，如何在保护土地私有权的实现土地公平分配成为了一个重大的社会课题。政府需要通过立法手段，明确界定土地私有权和公共利益的关系，对土地流转进行严格的管理和监督，防止土地私有权滥用，保障土地的合理利用和公益服务。也需要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确保弱势群体能够获得足够的土地流转支持和帮助，减少因为土地私有权而造成的社会鸿沟。
《肥水不流外人田》这一小说深刻揭示了土地私有权与社会公平之间复杂的关系。它让我们看到了土地资源作为一种重要的公共资源，其价值不仅仅在于其本身的价值，更在于其在满足人类基本生活需求和发展生产活动中的作用。在当前社会背景下，我们必须坚持土地公有制的基本原则，同时充分尊重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推动农村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公平分配，以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在法治的严谨经纬与诗歌的灵动笔触之间，律师赵德铭以译者的身份架起了一座独特的桥梁。他将泰戈尔英文诗集《Stray Birds》译为《失群的鸟儿》，这场跨界的文学实践，不仅是语言符号的转换，更是求真存实精神在文艺领域的生动演绎，折射出别具一格的社会文化价值。
法律精神浸润下的翻译坚守
作为法律从业者，严谨、求真、存实早已融入译者的思维肌理。面对经典译作《飞鸟集》，他敏锐捕捉到 “Stray Birds” 中 “Stray” 蕴含的孤独、游离之意，毅然选择《失群的鸟儿》这一译名，力求还原泰戈尔原作中那抹若隐若现的漂泊感与对个体存在的哲学思考。这种对原文语义精准把握的执着，恰似法律人在卷宗中追寻事实真相的坚持，不被先入为主的 “经典” 所束缚，以近乎苛刻的态度对待每一处细节。
赵德铭说，翻译《失群的鸟儿》面临着双重挑战：郑振铎译本的经典地位与诗歌短小精悍带来的重译困境。然而，他凭借法律人特有的勇气与专业精神迎难而上。在翻译过程中，他将法律实践中对证据链完整性的追求，转化为对诗歌原文语境、情感脉络的严谨考证。泰戈尔从孟加拉文到英文的自译过程，以及英文版本与孟加拉文原著之间的微妙关联，都成为译者反复推敲的 “证据”，确保译文在形式与内涵上最大限度贴近原作。
《失群的鸟儿》，[印]泰戈尔 著，德铭 译，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法律理性与诗意感性的交融
赵德铭虽以法律为业，却未被理性思维禁锢对诗歌的感知。他深刻认识到 “译诗，译的就是诗人的诗情”，并将这种体悟贯穿于翻译实践。在处理 “I am a child in the dark. I stretch my hands through the coverlet of night for thee, Mother.” 时，精准抓住 “stretch my hands”“for thee” 等诗眼，译为 “我双手伸出夜的被单找你，妈妈”，以极具画面感和口语化的表达，将孩童对母亲的眷恋之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这种对诗情的精准捕捉与传递，打破了人们对法律人刻板、理性的固有印象，彰显出译者感性与理性交织的独特文学洞察力。
泰戈尔诗中弥漫的 “慈悲”“激情”“无我”“洒脱” 等丰富情感，在译者笔下一一鲜活呈现。他如同解读法律条文背后的立法精神一般，深入挖掘诗歌字里行间的情感内核，用灵动的中文赋予诗句新的生命力。法律工作培养出的对人性、社会的深刻理解，成为译者解读泰戈尔诗情的重要参照，使译文在保留原作韵味的同时，更贴近中文读者的审美习惯。
译本的社会价值与时代意义
《失群的鸟儿》译本的出现，在文学翻译领域引发了新的思考。它打破了经典译本的垄断地位，为读者提供了全新的阅读视角，激发了大众对诗歌翻译多元性的关注。译者与泰戈尔作为 “广义校友” 的特殊缘分，以及两人在伦敦求学经历的不同选择与命运轨迹，为译本增添了一层文化对话的色彩。这种跨越时空的文化共鸣，让读者在品读诗歌时，不仅能感受到泰戈尔的东方诗情，更能体会到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文学、对生命的共同追求。
在当今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该译本的社会影响尤为显著。它提醒人们，无论是法律还是文学，求真存实都是永恒的价值追求。译者以法律人的专业精神投身诗歌翻译，为跨界文化传播树立了榜样，鼓励更多人突破专业壁垒，在不同领域之间搭建沟通的桥梁。同时，译本中蕴含的东方文化智慧与诗情之美，也为弘扬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了新的载体。
李焕才在海南儋州土生土长，写海南岛可谓得风借水，他笔下的文字原汁原味，是从土地中生长出来的，是从大海里捕捞上来的，的确“风华从朴素中出来，腴厚从平淡中出来”。我虽然也写过关于海南的文章，跟他相比，真是惭愧，自己都感觉到那是些没有根的文字，而读他的作品，迎面而来，是岛上浓郁的泥土芳香，扑面而来，是南海浓烈的海洋气息。过客写海南，首先在起跑线上就输给了原住民。
当然不是凡土著就能写好本土，有关海南的作品海量，大多不过是泛泛之作。要从无数作者中脱颖而出，天分、勤奋都是必需的。我不知道李焕才是先发现了自己的文学天分才开始往这个方向努力，还是先付出了相当的勤劳才终于证得了自己的文学天分。我听说他曾是个出色的医生，并且即将担当重任，为了文学这“人生最高尚的嗜好”，他放弃仕途和公职，开一个小诊所谋生。讲求实用的人，当然不理解甚至要讥笑“务虚”的人，然而，生命需求的获得经常是从放弃物质开始的。哲学家把人的生活分作三个层次：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灵魂生活。对于追求精神生活、灵魂生活的人来说，可以没有权、没有势、没有钱，但他从精神创造中获得的成就感、满足感、幸福感，是庸常之辈、凡夫俗子无法企及的。英国人说，“我们宁失英伦三岛，不愿失去莎士比亚”，英伦三岛还不如一个莎士比亚，可见文人在英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毛泽东说，“中国有什么？不就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还有一部《红楼梦》吗？”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红楼梦》三者相提并论，可见文学在主席心目中的分量。如此看来，李焕才谋的是长远利、求的是百世名。
“名不显时心不朽”，李焕才一直在朝着心中的目标努力。近日，我读了李焕才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岛》，自然还是写的海南，人物故事不尽出于虚也不尽源于实，是虚实相间的创作手法，因而作品既不陷于诞妄也不落于平庸，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比一些被吹捧得天花乱坠的“当代力作”更为出色。不过，恕我直言，我还是略有些遗憾和失落，它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也不像他的散文杰作《南海渔家》那样带给我强大的冲击力。并非作品不好，而是未达预期的高度。因为《南海渔家》，我对他的新作品充满期待，或许是期望过高了。对李焕才来说，不存在“写什么”的困惑，只有“怎么写”的问题。对于杰克·伦敦，“我的创作天堂，就是描写我脚下巴掌大的这一块地方”，但这不意味着他的视野和格局被限定于这块“巴掌大的地方”，否则他也不会成为世界级的大作家。
长篇小说《岛》
大海辽阔神秘充满力量，有震撼力的文学艺术作品常常是以大海为背景的，更何况，南海无风三尺浪；每个岛屿都有各种奇闻怪事，而海南，从孤岛到建省，从最大经济特区到国际旅游岛，现在又华丽转身为全球自贸港，她的故事是说不完的，她的精彩需要大手笔描摹。马尔克斯说，“看上去魔幻的东西，恰恰是拉美的现实特征，只要把它表现出来就是”，我认为这话的意思也适用海南。
大变革时代催生大作家，李焕才先前的“小打小闹”为其以后的“大破大立”奠定了基础。九百多年前，在苏东坡的影响下，海南步入“遥从海外数中原”的新时代，儋州人更是得风气之先。“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锦衣他日千人看，始信东坡眼力长。”对儋州来说，沧海何曾断文脉；儋州文脉，源远流长。我希望从李焕才下一部作品中看到更为深邃的情感世界，期待着属于他的《老人与海》横空出世，只要他心存高远脚踏实地，不趋时不媚俗不着急——为了不永远被埋没而甘愿忍受暂时被埋没，我相信他是做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