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独特怪异：“粗、硬、大”的魅力：为何它引人入胜？，鲁政委：债市全年低点出现在何时？原创 15E导弹的残骸，会首先移交四岛方面进行深度研究？雷军说，如果没有巨大的决心和勇气，如果没有足够的研发投入和技术实力，玄戒走不到今天。
某日午后，夕阳洒在东京街头的街头巷尾，微风拂过，带来了一股淡淡的暖意。阳光下的东京，如同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卷，交织着古老的建筑和现代的繁华，构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让我们从“粗、硬、大”这三个字入手，来探讨日本的独特魅力。“粗”在日本文化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个字常用来形容日本人对待生活的态度，他们认为生活就像一条河流，粗犷而坚韧。这种粗糙而直接的生活方式，使得日本人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充满了坚韧不拔的精神。例如，在东京街头，我们常常能看到一位身材魁梧的男子正在售卖各种手工制作的木质制品，如木制家具、餐具等。这些物品不仅质朴耐用，更具有浓厚的日本传统特色。而且，由于其材料来源广泛，包括木材、竹子等天然材料，制作出来的手工艺品往往富有艺术感和独特性，给人以极大的视觉冲击力。
“硬”是日本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日本人的性格通常表现为刚毅而决绝，他们不怕困难，敢于挑战自我。这种精神体现在他们的生活方式、工作习惯以及审美观念上。比如，许多日本企业崇尚独立自主，他们对于工作的执着和坚持，甚至可以说是达到了近乎狂热的程度。在这种氛围下，日本人的工作效率极高，无论是设计师还是工程师，都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敬业精神，打造出了一系列独具匠心的设计作品，展现出了他们独特的硬实力。日本人的饮食习惯也体现了这种“硬”的特质。日本料理以其独特的烹饪技巧和食材选择，强调食物的原汁原味和营养均衡。从寿司到拉面，再到天妇罗，每一个菜品都经过精心烹饪和搭配，既保留了食物的原始风味，又增添了新的口感和层次。这种“硬”的美食文化，无疑也是日本独特魅力之一。
“大”是指日本人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在日本社会，人们普遍认同“大”，即尊重他人，宽容待人，乐于助人。无论年龄、性别、种族，每个人都被视为平等的一部分，形成了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这种开放的心态使得日本能够接纳并接纳世界各地的文化、习俗和生活方式。在东京这样的大城市，无论是国际友人还是本地居民，都可以找到各自喜爱的食物、音乐、电影等，这本身就是一种“大”的体现。这种“大”的包容性也使日本成为全球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吸引了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前来学习、交流和创业。
日本的独特魅力在于其“粗、硬、大”三个特点的完美结合。这种粗犷的气质，坚毅的性格，和开放的胸怀，共同塑造了日本这个独特的国家，使其成为了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之一。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可以从中汲取到很多启示，那就是无论身处何方，都应该有勇气去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坚持不懈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同时也应该学会欣赏和接纳他人的不同，创造一个包容、和谐、多元的世界。在追寻个人理想的我们也应当为构建更加美好的人类文明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让日本的魅力永远闪耀在世界舞台上。
鲁政委 顾怀宇 郭再冉（鲁政委系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利率
2019年降息周期以来，10年国债收益率的全年低点容易出现在8月和12月。产生这样的规律的原因是什么？本文对此重点分析。
从基本面来看，2019年以来，从Q2开始，GDP增速容易低于全年预期目标和年度增速，PMI容易进入下行或者低于枯荣线的阶段，而政策发力可能使得Q4的PMI和GDP增速回升，因此，Q2至Q3往往是债市受基本面下行驱动最为明显的阶段。
从政策面来看，由于基本面容易在Q2至Q3走弱，稳增长政策往往在年中和8月之后发力。年内第一次降息往往发生在1月至7月之间，但政策在年中发力后，市场仍有宽松预期。年内第二次降息往往发生在Q3（8月为主），且容易成为较大力度财政政策的前奏，因此，第二次降息落地后，债市往往下探至年内低点，随后伴随财政政策发力、资金价格回升，债市利率向上回调，债市利率容易在8月探底。
流动性和机构行为是债市利率的年内低点也容易出现在12月的原因。债市利率在8月下探至低位后，向上回调，但此后，12月债市利率季节性下行，债市利率的低点容易再现。这主要是由于央行往往会呵护年末流动性，资金环境相对友好，保险在年末季节性增配，基金往往也会抢跑定价市场，助推利率下行。
今年的债市低点何时出现？我们认为往年的运行规律对今年仍有指导意义，高频数据显示Q2基本面较Q1转弱，关税博弈不确定仍存，5月初年内第一次降息落地，10年国债利率上行幅度有限。后续降息或仍有空间，第二次降息落地后，10年国债利率的年内低点或也随即到来，按往年经验时间点大概率落于Q3。若第二次降息幅度为10-20bp，由第二次降息牵引的债市利率低点可能接近前低1.60%。若关税摩擦升级、基本面持续超预期走弱、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10年国债利率低点1.45%-1.55%区间。但第二次降息落地后，稳增长政策或“紧随其后”，需警惕债市向上回调。此外，12月是债市季节性下行、容易出现全年低点的月份，但今年商业银行营收压力较大，季末月可能会倾向于卖出债券调节，12月作为年末月，可能会出现银行卖债的扰动，导致债市利率下行动力减弱，利率低点出现的概率或低于往年。
近年来，债市走势的全年节奏呈现一定的规律，全年低点往往出现在8月和12月，产生这样的规律的原因是什么？本文对此重点分析。
一、债市全年低点出现的规律
2019年降息周期以来，10年国债收益率的全年低点容易出现在8月和12月。具体来看：
2019年，10年国债收益率全年低点出现在2019/8/13，收益率为3.0%。2020年，10年国债收益率的全年低点出现在2020/4/8，收益率为2.48%（疫情影响）。2021年，10年国债收益率的全年低点出现在2021/12/30，收益率为2.77%；同时，2021/8/5，10年国债也曾下探至低点附近，收益率为2.80%。
2022年，10年国债收益率的全年低点出现在2022/8/18，收益率为2.58%。2023年，10年国债收益率的全年低点出现在2023/8/21，收益率为2.54%；同时，2023/12/31，10年国债再次探至低点附近，收益率为2.56%。2024年，10年国债收益率的全年低点出现在2024/12/31，收益率为1.68%。
从债市月度走势的季节性情况来看，2019年至2024年，10年国债收益率在9月上行的概率为83%，平均上行幅度为8.06bp，是各月中上行概率和上行幅度最大的月份，主要原因即8月10年国债收益率容易触达全年低点；10年国债收益率在12月下行的概率为100%，平均下行幅度11.55bp，是各月中下行概率和下行幅度最大的月份，即使不考虑2024年12月利率下行幅度的极端情形，2019年至2023年，10年国债收益率在12月的平均下行幅度为6.95bp，也是各月中下行幅度的较大水平。
二、8月与12月容易出年内低点的原因
我们从基本面、资金面、政策面、机构行为等角度来分析2019年降息周期以来10年国债收益率的全年低点容易出现在8月和12月的原因。
2.1 基本面
从基本面角度来看，2019年以来，Q1往往基本面尚可，除了2020年（疫情影响）和2023年（疫情全面放开）的年份，Q1的GDP增速低于全年增速之外，其余年份Q1的GDP增速均高于全年增速。但从Q2开始，经济基本面容易走弱，具体来看，除了2020年和2022年受疫情影响最大的两年之外，其余年份中，从Q2开始，GDP增速容易低于全年预期目标，PMI容易进入低于枯荣线的阶段，而政策发力可能使得Q4的PMI和GDP增速回升，因此，Q2至Q3往往是债市受基本面下行驱动最为明显的阶段。具体来看：
2019年，Q1的GDP增速录得6.4%，处于预期目标区间（6%-6.5%）上沿，3月PMI录得全年高点50.5%；随后基本面走弱，Q2的GDP增速录得6.1%，持平全年增速，落在预期目标区间（6%-6.5%）下沿，之后逐季下降，Q3、Q4的GDP增速均低于预期目标区间和全年增速；PMI自3月后也趋势性回落，5月至10月持续处于枯荣线以下，11月、12月PMI才回升至枯荣线以上。
2021年，Q1的GDP受低基数影响，增速大幅提升，3月PMI录得全年高点51.9%；Q2起GDP增速回落，Q3、Q4的GDP增速均低于预期目标区间和全年增速，PMI自3月后也趋势性回落，10月触达低点49.2%，11月、12月PMI回升至枯荣线以上。
2023年，Q1的GDP增速较低，Q2的GDP在低基数效应下增速录得6.5%，随后GDP增速回落，Q3、Q4的GDP增速均低于全年增速；2月、3月，PMI录得全年高点52.6%、51.9%，随后基本回落至枯荣线以下；在低基数和宽信用政策出台的背景下，Q4的GDP增速高于Q3和预期目标。
2024年，Q1的GDP增速录得5.3%，3月PMI录得全年高点50.8%，随后基本面转弱，Q2、Q3的GDP增速回落至4.7%、4.6%（预期目标和年度增速均为5%），PMI也下探，5月至9月PMI均运行在枯荣线以下；Q4受益于政策发力，GDP增速回升至5.4%，10月及之后PMI也回升至枯荣线以上。
2020年和2022年的经济节奏受疫情扰动较大，具体来看，2020年，经济增速前低后高，Q1的GDP增速录得-6.8%，PMI大幅低于枯荣线，随后GDP增速逐步抬升，PMI持续位于枯荣线以上，债市利率相应地“V型”反转，Q2起利率持续上行。2022年，Q1经济增速尚可，GDP增速录得4.8%，随后经济下行压力加大，PMI基本位于枯荣线以下，全年经济增速不及预期目标。
2.2 政策面与资金面
基本面的走势是影响政策节奏的重要因素，基于前文所述，近年来，Q2至Q3基本面容易走弱，因此政策也容易在此阶段相继发力。降息、基本面和资金面是助推债市利率容易在8月探底的重要原因，降准、央行投放、机构行为是助推债市利率容易在12月探底的重要原因。
2.2.1 货币政策
在货币政策方面，从降息来看，2019年以来，以OMO利率观察，全年降息次数最多2次，单次降息幅度最大为20bp（通常发生在年内第二次降息），全年累计降息幅度最大为30bp。降息通常发生在PMI连续低于枯荣线或有较大外部因素冲击（疫情、关税等）的阶段。
年内第一次降息通常发生至1月至7月之间，2022年至2024年第一次降息的落地时点分别为2022/1/17、2023/6/13、2024/7/22，幅度均为10bp。第一次降息落地至第二次降息的时间区间（2022年1月至8月、2023年6月至8月、2024年7月至9月），PMI基本仍在枯荣线以下，流动性偏宽松（下文详述），债市仍有宽松预期，第一次降息落地后1个月，10年国债收益率维持震荡或趋于下行。
年内第二次降息通常发生在Q3，2022年至2024年第二次降息的落地时点分别为2022/8/15、2023/8/15、2024/9/29，幅度分别为10bp、10bp、20bp。第二次降息落地后，PMI通常有所改善，2022年9月、2023年9月、2024年10月至12月的PMI均回升至枯荣线以上。同时，第二次降息落地在Q3，Q2至Q3经济走弱后，稳增长政策往往会出台托底经济增长以尽可能实现全年GDP目标，第二次降息往往是全年较大力度的稳增长政策的前奏，因此第二次降息落地后，10年国债收益率往往容易下探至年内低点，随后向上回调。具体来看，2022年、2023年第二次降息落地均在8月15日，10年国债收益率触达年内低点的日期分别为2022/8/18、2023/8/21，随后向上回调；2024年第二次降息落地时点为9月29日，但央行在9月2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已经宣布了降息，10年国债收益率在9月25日触达了1月至10月内的最低点（全年低点在12月末，起于11月以来的下行行情），随后向上回调。
2020年受疫情冲击影响，2月PMI大幅下行，央行在2月和3月连续降息，降息落地时间分别为2020/2/3、2020/3/30，幅度分别为10bp、20bp。第一次降息落地后1个月，10年国债收益率窄幅震荡，第二次降息落地后，10年国债在2020/4/8触达全年低点，随后向上回调。2019年全年只降息1次，降息落地时点为2019/11/18，幅度为5bp，降息落地后1个月，10年国债利率窄幅震荡。2021年，仅9月和10月的PMI位于枯荣线以下，其余月份的PMI均在枯荣线以上，全年未降息。
从降准来看，降准更多体现流动性管理的职能，与降息相比，降准与PMI的关联性较弱，在PMI位于枯荣线以上的阶段，降准也可以触发。2019年以来，以全面降准观察，第一次降准通常发生在1月至7月之间，第二次降准通常发生在8月至12月，两次降准的时间间隔普遍为5个月至8个月。第二次降准容易①配合稳增长政策同步出台，其落地时点可能滞后于债市年内低点，处于债市向上回调的阶段，例如2019/9/16降准[为年内第三次降准]，年内低点出现在2019/8/13；2023/9/15降准，年内低点出现在2023/8/21；2024/9/27降准，1月-10月的低点出现在2024/9/25；②维护年末流动性，例如2021/12/15降准、2021年10年国债收益率全年低点出现在2021/12/30；2022/12/5降准，起到缓解赎回潮的作用。
2.2.2 除货币政策之外的稳增长政策（以财政政策为主）
稳增长政策的节奏和力度也是牵动债市走势的重要因素，除了货币政策之外，2019年以来的稳增长政策主要包括财政政策（政府债加速发行等）和准财政政策（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房地产政策、支持资本市场相关政策等。从稳增长政策的节奏来看，由于2019年以来，基本面容易在Q2至Q3走弱，因此年内稳增长政策的节奏也通常在年中、8月及之后发力，年中稳增长政策发力后，基本面仍有惯性下行压力，市场宽松预期仍在，对债市扰动较小；8月及之后发力的稳增长政策力度往往较大（前夕通常由降息落地作为“前奏”），带动债市利率从8月的低点向上回调。具体来看：
2019年，10年国债利率全年低点出现在2019/8/13（3.0%），稳增长政策主要在9月发力。9月初国常会指出今年限额内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要确保9月底前全部发行完毕，10月底前全部拨付到项目，并提前下达明年专项债部分新增额度；同时，9月中美贸易摩擦缓和，市场对猪通胀的担忧上升。上述因素共同促使10年国债利率自低点向上回调。
2020年，10年国债利率全年低点出现在2020/4/8（2.48%），稳增长政策主要在5月至7月、8月至9月发力。2020/3/30降息落地，2020/5/6国常会提出，在年初已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1.29万亿元基础上，再提前下达1万亿元专项债新增限额，力争5月底发行完毕，5月为新增专项债发行高峰；6月-7月，抗疫特别国债开始发行，2个月内发完1万亿元。8月至9月，新增专项债供给放量，是继5月后全年的又一发行高峰。10年国债利率自4月的低点向上回调。
2021年，10年国债利率全年低点出现在2021/8/5（2.80%），稳增长政策主要在6月、8月至11月发力。6月专项债发行提速，10年国债利率小幅向上回调后延续下行，7月政治局会议指出“合理把握预算内投资和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进度，推动今年底明年初形成实物工作量”，8月至11月专项债供给节奏加快、发行规模加大，10年国债利率自8月的低点向上回调。
2022年，10年国债利率全年低点出现在2022/8/18（2.58%），稳增长政策主要在6月、8-11月发力。5月下旬《关于印发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的通知》发布，指出6月30日前基本完成集中退还存量留抵税额，加快今年已下达的3.45万亿元专项债券发行使用进度，在6月底前基本发行完毕，力争在8月底前基本使用完毕。同时，6月上海全面复工复产，6月29日国常会指出发行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3000亿元。10年国债利率在6月向上回调，但7月进一步下行。8月15日降息落地，8月24日国常会部署稳经济一揽子政策的接续政策措施，包含再增加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3000亿元以上，依法用好5000多亿元专项债地方结存限额，10月底前发行完毕等。11月防疫政策优化，房地产政策“第二支箭”扩容、“第三支箭”落地。8月以来一系列稳增长政策发力的背景下，10年国债利率自低点向上回调。
2023年，10年国债利率全年低点出现在2023/8/21（2.54%），稳增长政策主要在8月及之后发力。8月15日降息落地；8月28日，证券交易印花税实施减半征收；同时，证监会优化IPO、再融资监管安排，进一步规范股份减持行为，调降融资保证金比例；财政部称今年新增专项债券力争在9月底前基本发行完毕，用于项目建设的专项债券资金力争在10月底前使用完毕。9月初，一线城市相继落实“认房不认贷”。10月开始，特殊再融资债开始快速发行；10月24日，人大常委会决定在今年四季度增发国债1万亿元，今年拟安排使用5000亿元，结转明年使用5000亿元。8月之后，新增专项债、特殊再融资债、新增国债轮番上场，9月央行降准以配合政府债发行，但政府债供给压力仍大，资金价格明显回升，10年国债利率自低点向上回调。
2024年，10年国债利率前1月至10月的低点出现在2024/9/25（2.03%），稳增长政策主要在9月及之后发力。9月24日，央行宣布降息降准、降低存量房贷利率并统一房贷的最低首付比例、创设新的货币政策工具，支持股票市场稳定发展等多项政策。10月12日，财政部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加力支持地方化解政府债务风险，较大规模增加债务额度”、“发行特别国债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等举措。11月8日，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近年来力度最大的化债举措，包括增加地方政府债务限额6万亿元，用于置换存量隐性债务，新增债务限额全部安排为专项债务限额，分三年实施，每年2万亿元；从2024年开始，将连续五年每年从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中安排8000亿元，专门用于化债，累计可置换隐性债务4万亿元。2024年8月至12月，政府债供给压力加大，资金价格也显著回升，10年国债利率自低点向上回调，但11月中旬起，随着机构抢跑定价货币宽松预期，10年国债利率进一步创新低。
2.2.3 资金面
资金价格作为高频数据，与债市利率的联动也更为紧密，资金价格的变盘可能同步或领先于债市利率变盘。从资金的节奏来看，我们以DR007与OMO利率的差值的月度中位数作为月度资金价格的观察指标。资金价格与基本面、政策面的走势相关性较大，在基本面偏弱时，资金利率趋于下行，当财政政策发力，政府债供给放量，资金面容易收敛，资金价格趋于上行。从2019年以来的情况来看，资金价格在Q2至Q3往往处于全年较低水平，牵引10年国债利率至年内低点，Q3期间容易发生资金面变盘，带动10年国债利率向上回调。
具体来看，2019年，DR007与OMO7D中位数在6月触达相对低点后，7月开始反转上行，领先于10年国债利率的年内低点；2020年，DR007与OMO7D中位数在4月触达相对低点，5月开始上行，领先于10年国债利率的年内低点；2021年、2022年，DR007与OMO7D中位数在8月触达相对低点后，与随后反转上行，与10年国债利率的年内低点基本同步；2023年、2024年，R007与OMO7D中位数在7月触达相对低点，8月反转上行，领先于10年国债利率的年内低点。
2.3 机构行为角度
前文主要分析了近年来债市利率的年内低点容易出现在8月的原因，8月之后，在稳增长政策出台、资金利率变盘等因素作用下，债市倾向于向上回调；但此后，12月往往是债市利率季节性下行的月份，也是容易出现债市利率低点的月份，2021年、2023年、2024年，债市利率的全年低点均出现在12月。除了2024年10年国债利率在12月大幅下行创新低之外，10年国债利率在2021年12月、2023年12月达到的年内低点与8月相近。
债市利率在12月季节性下行且容易出现全年低点的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在年末，流动性往往相对宽松，2019年至2023年，DR007与OMO7D中位数在12月均是年内相对较低的水平（详见图表20），央行资金投放规模也相对较大，在债市全年低点出现在12月的年份中，2021年12月年央行OMO+MLF合计净回笼资金2500亿元，但央行降准50bp；2023年12月，央行OMO+MLF合计净投放9580亿元。
2024年较为特殊，2024年12月央行MLF+OMO+国债买卖+买断式逆回购净回笼2830亿元，降准落空，DR007与OMO7D月度是全年最高水平（可能是央行有防范长端利率风险的诉求），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定调点燃了机构宽货币预期，做多情绪火热，机构行为助推10年国债利率大幅创新低。
另一方面，年末配置机构会季节性增配，基金往往也会抢跑定价市场。具体来看，2021年以来，除了2022年赎回潮阶段，2021年、2023年、2024年保险、基金12月净买入利率债的规模均为全年高位水平。
三、今年的债市低点可能出现在何时
基于前文分析，近年来，在基本面、资金面、政策节奏和机构行为的牵引下，债市利率容易在8月和12月触达年内低点。历年来的债市运行节奏对今年的市场或仍有指导意义。
从今年的情况来看，Q1的经济基本面较好，GDP增速为5.4%，Q2关税博弈开始，高频数据显示Q2的GDP增速或低于Q1，4月PMI下降至49%。2025年5月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一揽子金融政策支持稳市场稳预期”有关情况，央行宣布降准0.5个百分点，降息10bp，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利率和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均下调25bp等多项政策。降息落地后，10年国债利率小幅向上波动。根据往年经验，第一次降息落地后，基本面仍有下行压力，债市利率上行幅度有限，且回调后仍趋于下行，市场仍隐含宽货币预期。今年关税博弈的不确定性仍在，Q3基本面或仍有下行压力，年内降息仍有空间，第二次降息落地后，10年国债利率的低点或也随即到来，时间点大概率落于Q3，按往年经验8月的可能性较大。
同时，考虑到今年债市“低起点”的特征，10年国债收益率在1月6日和2月6日均触达年初至今（2025/5/30）的最低点1.6%，隐含了约30-40bp降息预期，点位超前定价了降息幅度。5月OMO利率下调10bp至1.4%，10年国债收益率在1.7%附近，隐含了约15bp的降息预期，参考往年经验，第二次降息的幅度可能为10-20bp，10年国债利率的年内低点若隐含20bp降息幅度，则点位大致落于1.6%-1.65%区间，因此由第二次降息牵引的债市利率的低点可能与1月至2月债市的低点相近。若10年国债利率向下突破前低1.6%，需要降息预期进一步加码，可能的触发情形是关税摩擦升级、稳增长政策不及预期、基本面持续超预期走弱、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等，从往年经验来看，隐含30-40bp降息预期已是极限，在OMO利率为1.4%的条件下，对应10年国债利率在1.45%-1.55%区间。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考虑到当前政策的协同性提高，第二次降息落地后，稳增长政策或“紧随其后”，需警惕债市利率向上回调。
12月是债市季节性下行的月份，12月债市利率大幅创新低需要在第二次降息落地后的OMO水平下继续隐含较大的降息预期，考虑到当前政策利率绝对水平已经较低，市场经历了Q1的“教训”后，对宽松预期的抢跑可能不会再向2024年12月那般极端（2024年12月的全年低点在OMO利率1.5%的条件下隐含降息预期30bp）。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商业银行营收压力较大，季末月可能会倾向于卖出债券调节利润，今年3月，大行净卖出国债老券、政金债老券、地方债规模约4000亿元，大幅高于往年季末月的水平。12月作为年末月，可能会出现银行卖债的扰动，导致债市利率下行动力减弱，利率低点出现的概率或低于往年。
关于507空战与15E导弹残骸的背后故事
最近，关于507空战的讨论仍在持续，这场空战中，南亚的天空被彻底征服，最终以6比0的悬殊比分取得了胜利。而随之落入婆罗多境内的15E空空导弹残骸，成了西方世界的关注焦点，对于婆罗多来说，这批残骸更是如获至宝，迅速成为了与美日欧等大国进行战略谈判的关键筹码。当时就有预测，最有可能首批获得这些导弹残骸的，是四岛一方。果然，最近有消息称婆罗多空军准备将这批“珍宝”移交给四岛。虽然是否最终落实仍需观察，但这一动向再次验证了之前的战略判断。那么，为什么说这批15E的残骸，极有可能首先交给四岛呢？或者说，为什么四岛的专家会是首批接触这些实物的外国势力？我们早已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做出预判：
首先要提到的是婆罗多自身。虽然婆罗多一贯表现得嘴硬，嘴上宣称自己已经对15E导弹的技术进行了初步评估，并认为其并不先进，不具备仿制价值，甚至称自家研发的阿特拉斯MOD3导弹射程更远、命中更精准。但这种说法显然不可信。毕竟婆罗多的14亿人口中，口口声声说15E导弹不具备仿制价值的言论，几乎可以说是自我心理防护的表现。事实上，婆罗多空军的高层，早已对15E导弹以及发射它的10CE战机深感恐惧，甚至到了连提及都不敢提的程度。因为在507空战中，婆罗多作为最大受害方，明明知道自己几乎全军覆没，却对外宣称击落了8架F16战机，却从未敢提及一丝关于10CE战机的细节。这种畏惧心理背后，正是婆罗多在面对某种事物深深受到伤害后的集体心理状态。而更重要的是，婆罗多的军工实力，无论是从设计、材料还是算法上，都无法仿制15E导弹，即便是拆解这些残骸，也缺乏足够的信心，只能依赖西方技术支持。
按理来说，在507空战中，被15E导弹直接击毁战机的法俄两国，应该拥有优先接触并分析15E导弹残骸的“资格”。毕竟，作为空战的参与方，实物的分析几乎是理所当然的。然而现实却并非如此。由于目前婆罗多与法国的关系几乎破裂，已经公开拒绝了任何达索公司专家的到访，甚至连剩余的阵风战机都不允许法国方面进行检查，更不用说深入分析导弹残骸了。而俄方，虽然也在考虑战略参与，但由于担心得罪大国，处于全球复杂局势中的俄罗斯很难积极介入。
至于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自然也是非常渴望获得这批导弹残骸的实物，毕竟他们至今还没有装备过双模双脉冲的空空导弹。然而，虽然他们急于获得这些资料，丢掉全球一哥的面子才是最致命的风险。全球若是知道他们的现役导弹不如15E，那将大大影响其国际形象。因此，四岛便成为了最理想的“白手套”。将这批残骸交给四岛，实际上与直接交给超级大国本土没有太大区别。更何况，四岛未来很可能会大量接触原版15E导弹，现在提前接触降配版，既是为未来的技术对接做准备，也可以在心理上为即将到来的挑战做好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