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飞行者：探索Gary飞机的非凡历程与魅力：从诞生到传奇退役的独特故事: 持续发酵的议题，是否值得更深入的探讨？，: 引发社会讨论的事件，真正内幕又是什么？
对于热爱航空历史的人们来说， Gary飞机无疑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传奇之作。这架飞机在世界航空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它不仅是第一个使用喷气式发动机进行商业飞行的飞机，更是探索天空的先驱和飞行艺术的典范。
Gary飞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46年，当时美国军方为了测试新型喷气式发动机，将其设计用于军事用途。由于种种原因，这款飞机并未真正投入生产。直到1957年，美国海军正式批准了其型号——P-38“闪电”战斗机的研制项目，并将其命名为“GARY”。为了满足战斗机设计的需求，这款飞机采用了先进的涡轮喷气发动机和复杂的机翼结构，这是当时最先进、性能最为卓越的喷气式机型之一。
随着全球战略环境的变化，美军决定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核武器的研发和制造上，不再需要像以往那样依赖空中力量进行远程攻击。于是，P-38“闪电”战斗机的命运发生了改变。在1962年，美国政府决定将其出售给一家名为“通用电气”的公司，用来替代已经退役的B-26“掠夺者”轰炸机。这个决定标志着Gary飞机完成了它的使命，进入了退役的行列。
Gary飞机的故事并没有结束。通用电气公司将这款飞机改造成了一种小型喷气式飞机，即“通用电气-贝尔格莱德”（GE-90）。这款飞机不仅继承了P-38“闪电”的优良性能，还添加了许多现代化的技术元素，如电子导航系统、自动驾驶仪等，使其成为一款真正的“全能型”飞机。
GE-90于1976年首次试飞，并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其出色的航程、低维护成本以及出色的安全性，使得GE-90迅速成为了欧洲市场的畅销车型。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GE-90在全球范围内服役，为世界各地的航空公司提供了大量的服务，包括欧洲航空公司的波音747系列飞机。
在退役后，GE-90虽然被闲置，但其独特的飞行技术和设计理念却深深地影响了后续的航空发展。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对GE-90进行了改装，将其用于各种不同的飞行任务，例如军事训练、科学研究、环保监测等。GE-90也因其优秀的飞行性能和卓越的设计，成为了航空历史上的一个经典传奇。
总结而言，Gary飞机作为美国军方首个使用喷气式发动机进行商业飞行的飞机，以其创新的设计和卓越的性能，在世界航空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而其退役后的经历则展现了其作为多功能飞机的巨大价值和深远影响。无论是在探索天空的领域，还是在航空工业的发展中，Gary飞机都是一个值得我们永远纪念和学习的传奇人物。
《走在理想和现实的边上——晚近的人、事、诗》，马卫中著，江西教育出版社2025年4月版。
内容简介
该书论述晚近的社会历史背景及其之下的诗歌潮流、诗人、诗歌与诗学理论。诗歌潮流涉及诗界革命、新旧文学交替等；诗人诗歌解读则包括舒位、贝青乔、同光体、宋诗派、湖湘诗派、吴门诗人、陈三立、杨圻、袁昶、许承尧、曾广钧、章太炎、刘师培、陈寅恪等；诗歌理论则涉及陈三立“诗人之诗”、陈衍“三元说”、沈曾植“三关说”、陈衍“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论、钱仲联诗论等近代诗歌重要理论与命题。
全书以经纬交织、立体多维的方式，展示了近代诗人在转型时代之下以理想与现实交织为突出特点的人生抉择、诗歌创作与思想探索等。
目 录
第一编 在现实中交织理想
光宣诗人的理想境界与政治追求
西方文学思想的冲击下的近代诗歌
——近代诗歌流派繁荣原因探寻
“诗界革命”新论
湖湘派的诗学宗趣：骚心选理
“同光体”兴起的时代背景和反映的时代精神
新旧文学交替的牺牲品
——“五四”时期宋诗评价的思索
第二编 现实中的诗人
从苏州出发：诗人眼中的苗乡
——舒位、贝青乔旅黔诗之比较
道咸诗坛吴门寒士群体的代表诗人沈谨学
贝青乔新论
从湖湘派的兴衰看王闿运的诗坛地位
中国古典诗歌的末路英雄
——陈三立诗坛地位的重新评价
杨圻诗歌的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
第三编 理想中的诗歌
论晚清浙派诗人袁昶
近代诗坛的后起之秀
——论许承尧《疑庵诗》
曾广钧与《环天室诗集》
“古诗十九题”与民族主义革命
——章太炎早期诗歌的政治意义
理想、政治、学术与诗歌
——诗解刘师培
陈寅恪诗歌的历史意义
第四编 实践中的诗学
同光体视野下的陈三立之“诗人之诗”
陈衍“三元说”与沈曾植“三关说”之理论差异
陈衍“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论
王国维：中国文学与西方思想的桥梁
名在当代 功在后世
——钱仲联先生清代诗学研究之贡献
钱仲联先生早期诗歌创作论
后记
序言（节选）
所谓晚近，其实就是近代。只是近代的时间，已经被历史学家所限定，即从鸦片战争的爆发到五四运动的兴起，而晚近的边界则相对模糊，对文学的研究特别合适。因为社会的发展与文学之变化，并不完全同步，其间存在着不平衡性。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即言：“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
史学可以就事论事，而文学则是人学，人之现实，既受过去影响，人之理想，又面向未来。
所以，我们称晚近的诗人，是走在理想和现实的边上。论到这一时期，人们常用李鸿章所谓“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来加以形容。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积贫积弱，已经沦为西方列强刀俎之下任意宰割的鱼肉。
但是，仁人志士并不屈服，他们顽强抗争，汇成了波澜壮阔的近代历史。而诗人的吟唱，或高亢，或低沉，奏响了惊天地、泣鬼神的交响乐。
诚如钱仲联先生《近代诗钞前言》所云：“正是顺应着这动荡剧变的时代，产生了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新的变化的近代诗歌。近代诗歌，以它鲜明的时代色彩、突出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艺术形式的刻意创新、风格流派的争奇斗妍，在中国诗歌史上，划出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
《近代诗钞》
在“现实中交织理想”，这是近代的文学思潮所决定的，并且成为近代诗歌的标志。晚近出现了众多的文学流派，就诗歌而言，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湖湘派、同光体和诗界革命派。
当然还有一些诗歌风格并无明确的界定，诗人之间亦无许多的交往，只是宗趣相近，而被后人汇集并冠以诗派的称谓，譬如道咸时期的宋诗派。
也有称其为宋诗运动，因其人员之众之杂，似乎“运动”二字更为贴切。如果考其渊源，则发轫于清中叶的肌理派、桐城派和秀水派。即使是溯源到宋代，亦并非全学江西派。
如何绍基更多是学习苏轼，金天羽《艺林九友歌序》，即称之为“晚清诗人学苏最工者”。但梅曾亮序其诗，则言“吾友子贞，自贵州考官归，以所得诗见示，读之求其专似一古人者，而不得也”。
故梅氏感叹曰：“其所谓不专于诗者之诗乎？故不知其为汉魏，为六朝，为唐宋，自成为吾之诗而已。不必其诗之古宜似某，诗之律宜似某，自适其适而已。”
而被陈衍、郑孝胥等同光体闽派诗人推崇备至的江湜，其明白如话的诗歌风格，叶廷琯《感逝集》以为“其于古人宗派，评之者或以为专法昌黎、山谷，然亦时有似东野、后山处。逮后诗境益熟，渐趋平易，遂大类诚斋、石湖手笔”。
《感逝集》
至于钱仲联先生《近代诗评》所谓“无分唐宋，并咀英华，要以敷鬯为宗，不以苦僻为尚。抱冰一老，领袖群贤；樊易呈之，拓为宏丽”，其与宋诗派、湖湘派和诗界革命派并举的“唐宋兼采派”，其实是因张之洞的政治地位，吸引了一批诗人在其周围，特别是在他担任湖广总督期间。
但无论宗趣，还是诗风，他们多不相类而异彩纷呈。唐宋兼采，其实是“唐宋各采”。“同光体”之名的见诸文字，就在武昌。光绪二十七年（1901），时客张之洞幕府的陈衍撰《沈乙庵诗序》，即称沈曾植为“同光体之魁杰”。
而同样是同光体诗人的陈三立和陈衍，对张之洞的诗歌却有着不同的评价。陈衍说陈三立“不甚喜广雅诗”，所谓“伯严论诗最恶俗、恶熟，尝评某也‘纱帽气’，某也‘馆阁气’”，这是针对张之洞的。
《近代诗论丛》
但陈衍不以为然，称“即如张广雅之洞诗，人多讥其念念不忘在督部（时督武昌）。其实则何过哉？此正广雅诗长处”。他们讨论张之洞诗歌的着眼点，都是其官场做派对诗风的影响。但各执一端，故所见则分别为正面和负面。
后记
读完三校后的清样，如释重负，但又忐忑不安。
之所以忐忑不安，是因为书稿还存在一些问题。由于是论文的合集，前后写作的时间跨度有点长。我现在的想法，与当时的观点在某些问题上也不尽相同。
众所周知，文学史的研究，学术观点的准确与否，排除了主观的偏见和客观的干扰，主要取决于历史文献的支撑。坦率地说，有些文献资料，我在当时并没有看到。
《江山万里楼诗词钞》
譬如，我曾经应上海古籍出版社之约，在2003年整理出版了杨圻的《江山万里楼诗词钞》，诗歌部分主要依据中华书局1926年出版的《江山万里楼诗钞》13卷。
钱仲联先生告诉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杨圻死于香港，与之相衔的《江山万里楼诗续钞》稿本，由其爱妾狄美男携带，间关赴重庆。未几，狄氏客死山城，稿本遂无下落。
故杨圻后期所作，除《青鹤》杂志1936年刊载的《江山万里楼诗选》以外，均已散佚。尽管我也努力做了一些辑佚的工作，如在常熟图书馆寻找到了《杨云史先生侨港诗文钞》的陈文锺抄本，另外还搜集了少量的断简残章。
但当时撰写《杨圻诗歌的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一文，对其后期诗歌的阐述，就显得不够全面和深入。
十年以后，先是见到了香港中文大学程中山教授辑校的《江山万里楼诗词钞续编》，收录杨圻后期诗词作品达1300多首。主要是翻检大量的民国时期之报纸期刊等，特别是香港三四十年代的报刊所得。其用心之深、用力之勤，实为杨圻研究之功臣。
《江山万里楼诗词钞续编》
而后，复旦大学周兴陆教授又在上海图书馆发现了《江山万里楼诗钞》续编稿本，是杨圻1926年至1937年所作，编目也与13卷本相接，为14至20卷。
但我以为，此与狄美男所携诗稿，还是有所不同，因狄美男离开香港，是在1941年的冬天，其一定存有1937年以后的杨圻诗作。
程、周二位先生，都是我许多年的好朋友，我们曾经相约，共同来整理全新的《江山万里楼诗词钞》。或许将来，我会据今日所见的更多杨圻之诗，写出较为完备的研究论文。
记得当年，我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江山万里楼诗词钞》，送赠时任《文学遗产》编辑部主任的李伊白女士，她告诉我，其父亲李慎之先生也很是喜欢《江山万里楼诗》，转言希望我能对杨圻作出更为深入的研究。但此次还是收录了旧文，并没有作太大的修改。
类似的情况，在书稿中还有一些。我以为，所有的人文学科之研究，都不可能穷尽。就像人们常说的，永远在路上，永远会有新的发现，新的进步。
所以，缺憾甚至错误，都是研究的一部分。这也就是我自己“走在理想和现实的边上”的记录。只是我不能以此作为借口，放任错误的存在。
《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诗词卷（1980-2017）
而读完三校样，让我如释重负的，则是江西教育出版社从上到下的认真负责。在审稿的过程中，他们帮我作嫁衣裳，已经完全排除了功利的目的。
举一个很细微的事情。部分几十年前发表的文章，当时引文出处，多用夹注说明。一般只有作者和书名，并没有版本的具体情况，也不注明页码。而担任此书责任编辑的田远先生，居然书海捞针，一一找出，一一核对，其耗费了大量时间，也倾注了大量心血。这不仅仅是工作态度，也彰显了业务能力。而此种能力，是需要学术功底来奠定的。
所以，所见三校样之完备，完全出乎我的预料。也正因为如此，当田远先生转达出版社的意见，询问是否有新书出版计划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禀告最近主要做的两件事情：
一是近代诗派的研究，另一是20世纪学人之诗的研究。所谓20世纪的学人之诗，比如沈曾植、王国维、章太炎、刘师培、陈寅恪，还有我的老师钱仲联先生，他们都是学人，又是诗人。这是我做过研究、写过论文的。
《陈三立年谱》
准备着手的，应该还有柯劭忞、康有为、梁启超、马一浮、黄侃、钱锺书、饶宗颐等等。挂一漏万，标准是诗歌要写得好。这个标准带有我的主观性——其实人文学科所有的研究都是有主观性的。
至于近代诗派的研究，我是重操旧业。当年博士论文，我做的题目就是《光宣诗派研究》，后由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时，改成《光宣诗坛流派发展史论》。
之所以要重操旧业，是因为感觉当时做的不是太好，还有改进的余地。外加这几年给博士生、硕士生上课，也多讲近代诗派，更有学生将我上课的录音，转成了文字发给我。所以，我和江西教育出版社商量，可否出版一本《近代诗派讲义》。在此算是预告，或者广告。
《光宣诗坛流派发展史论》
苏州大学的陈国安教授——朋友都昵称安子，是一位古道衷肠的热心人。本书得以面世，有赖于他的策划和督促。安子也审读了清样，他建议我要写一个《后记》。我想也是。不管内容上是如何的不尽人意——因为自己就感觉本书是不能自珍的敝帚，但形式上还是要讲求有始有终，也算对来龙去脉有个交代。
这也是我所有的著作，包括我主编的书，大都有一个《后记》的原因。
马卫中
甲辰深秋草于西班牙之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旅邸
《翁同龢选集》
作者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