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鉴黄师的职业魅力与行业标准：NPH——专业的艺术品鉴定与修复专家，《伊丽莎白·芬奇》：走得越近，离得越远传世经典《诗经》要怎样读？他对魔角石墨烯进行首次谱学测量后发现，在所有掺杂水平下，电子之间相互作用的强弱是系统的主要能量尺度。
关于鉴黄师，这个职业以其独特的鉴赏能力和精湛的技艺在全球艺术界备受推崇。他们是艺术品鉴定和修复领域的领军人物，掌握着艺术史、版画艺术、油画艺术、雕塑艺术等多个领域的重要知识，并具备深厚的专业素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一、专业魅力
鉴黄师所展现的个人魅力在于他们对艺术的独特理解和敏锐观察力。在艺术品鉴识过程中，鉴黄师需要理解不同艺术品的历史背景、创作理念、流派风格以及艺术家的精神追求。他们的分析与判断不仅需要深厚的美术理论功底，更需要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跨学科的知识综合运用能力。这使得鉴黄师能够准确评估每一件艺术品的价值，避免误判或错误解读艺术品的本质内涵，从而为藏家提供客观公正的评估结果。
鉴黄师的职业魅力还体现在他们严谨的工作态度和高度的责任心上。艺术品鉴定往往涉及到艺术品的真伪、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等多重因素，每一项鉴定都需要通过对艺术品内部的精细观察，对其内部结构、制作工艺、原作状态进行全面细致的考究。鉴黄师需要在保证工作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地缩短鉴定周期，以满足市场对于艺术品快速流转的需求。鉴黄师还需要面对各种复杂的鉴定难题，如艺术品的真伪争议、修复难度等问题，他们需要凭借深厚的学识和丰富经验，通过深入研究和反复论证，最终得出科学合理的结论。
二、行业标准
在鉴黄师的职业标准中，首先要求他们具有深厚的艺术理论基础和良好的学术素养。鉴黄师需要对世界范围内各类艺术品有深入了解和广泛认知，熟悉各类艺术流派及其作品的特点和美学特征。鉴黄师也需要具备扎实的美术史、版画艺术、油画艺术、雕塑艺术等相关专业知识，以便能够准确评估艺术品的历史价值、创新性、艺术魅力等方面的问题。只有这样，鉴黄师才能从宏观层面把握艺术品的基本面貌，从而做出权威的鉴定评价。
鉴黄师还需要注重艺术品的实际操作技能和修复技术。艺术品鉴定除了对艺术品本身的质量进行评估外，还包括对其修复的可能性、可行性和效果的评估。鉴黄师需要熟练掌握艺术品的修复技巧，包括修补技法、修复材料选择、修复工艺流程等多个环节。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鉴黄师需要依据艺术品的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各种修复技术，确保艺术品的修复效果既符合艺术品的原有风貌，又不影响其整体的艺术价值和观赏性。
鉴黄师以其专业的鉴识能力和行业标准，对艺术品的鉴定和修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在艺术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开拓创新的作用，推动了艺术品鉴定领域的发展和进步，也为艺术品收藏家提供了宝贵的价值参考和决策依据。未来，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公众对艺术品保护意识的提高，鉴黄师的角色将更加重要和复杂，他们将继续发挥自己的独特优势，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贡献出新的力量。
小说《伊丽莎白·芬奇》里的主人公同样如此。这是朱利安·巴恩斯的一部新小说，他通过主人公伊丽莎白·芬奇和所研究的叛教者、罗马皇帝朱利安的故事，展示了我们永远无法了解另一方的世界本质。
古罗马皇帝朱利安的雕像。
神秘的伊丽莎白·芬奇
伊丽莎白·芬奇是主人公在学校里遇到的一位教师（这里所有学生的年纪都在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她是一个任何读者都愿意读到的人物——因为她是一个看起来总是和现实保持着距离的人，而读者在碰到这样的人物时，会竭力试图缩短那段距离，这也是阅读一个人物和在生活中实际接触一个人物的区别。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伊丽莎白·芬奇留给人的印象，那个形容词应当是“轻盈”。很多时候，“轻盈”和“虚无”这组词会让人产生混淆，它们似乎只是形容同一种人的不同褒贬取向，如果要进行判断的话，最佳方式是从其反义词进行观察，与轻盈相对的是这个人物背后有着某些具有重量的东西，而轻盈只是她的一种姿态，虚无则不具有任何需要面对的事物。伊丽莎白·芬奇便明显属于前者。
在课堂上，她从来不会陷入单一的思考。她举出了许多例如单一作物和单一文化的案例，让学生们反思这个世界上是否真的存在绝对“单一纯正”的事物；她也在讲述文学和历史的同时，让学生们思考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同时提出了两个问题，即为什么有时个人记忆会出现偏差，而人们更依赖于集体记忆，以及为什么有时候集体记忆可能是虚构的，又需要个人记忆进行弥补和修正。伊丽莎白·芬奇并不倾向于这两种态度的任何一种，她只是非常喜欢思考这类问题，就像她反问学生们“生活到底是悲伤而美丽的，还是美丽但悲伤的”一样。伊丽莎白·芬奇本人在乎这些问题的答案吗？可以说，她在乎，但她时而选择第一种答案，时而又选择第二种答案，二者似乎并不会对她本人的内心产生根本性的冲击。而她真正的内心，却又没有人能够了解。
因为她所面对的那一批中年学生们对芬奇提出的问题并没有太多思考欲望，学生们不认为自己对历史上的奴隶制而言有什么需要承担的责任，会在酒吧谈话里讽刺地叫她“圣伊丽莎白”，她要求学生们了解所有仇恨的历史、包括你的敌人并要求阅读希特勒的书籍时，引起了学生的愤怒，然而伊丽莎白·芬奇自己便是出自曾遭受迫害的犹太人家族。在这群学生里，唯一愿意去思考这些问题的只有主人公尼尔，这也导致一直替伊丽莎白·芬奇辩护的他被同学称为“左派分子”。尼尔一直保持着和伊丽莎白·芬奇交流并共进午餐的习惯，他尝试从芬奇那里得到一些政治问题的答案，例如如何面对政治丑闻等等，而伊丽莎白·芬奇则展现出一种具有观点和立场却无法将其归类的姿态，她认为政府上下台就能改变现实的想法只是一种错觉，当尼尔问她这是不是证明她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时，芬奇又表示理智上无政府主义很吸引人，但从现实角度和人性维度看，它又完全行不通，人们又必须需要一个能够统治的权力。
她对待所有观点的态度就像她对待吸烟一样，她知道那是个坏习惯，但她不会改变立场；她从不撒谎自己每天抽多少根烟，不否认自己有烟瘾，也从不说吸烟带来的快感——因为她完全不在乎这件事本身。她本人如同一个敞开的谜团，任何人都能走近，却没有人能够了解。在她去世后，她通过遗书将自己的所有笔记文件交给了尼尔来处理。尼尔决定通过那些私人文件来了解这个神秘女士的一生并且写一本传记。但他似乎也失败了。
叛教皇帝朱利安
朱利安·巴恩斯这本小说的重点似乎并不在于揭示伊丽莎白·芬奇这位女性的性格。篇幅不长的小说被巴恩斯分成了三部分，第一部像是误导，讲述尼尔在学校里认识伊丽莎白·芬奇的过程，第二部则是将小说的重点交给了芬奇笔记里所研究的古罗马皇帝朱利安，第三部则交代了研究这些资料后的结论和最终的尾声。第二部的篇幅比其余两部分都更长，也有些让人难以理解，因为小说的叙事几乎完全割裂，从主人公所处的现代回到了古罗马时期的历史。
朱利安是基督教历史中一位十分重要的皇帝。他是一个从来没有踏足过罗马的罗马皇帝，他在出生后就接受了洗礼，在基督教会的教育中长大，然而朱利安却从来没有认同过基督教的价值观。由于在政治上，朱利安一直公开表现为基督徒的身份（应该是为了方便管理军队和统治国民），这导致朱利安被基督教学者们称呼为“叛教者”。历史上一直有不少关于这位罗马皇帝的研究，因为与其他压迫基督教发展的皇帝不同，朱利安除了“叛教者”之外还有一个哲学家的头衔，他并不是单纯出于政治原因而反对基督教，通过他写下的文字，人们可以看出朱利安是一个更推崇古希腊哲学的思想家。在朱利安留下的文本《反对加利利人》中，他阐述了自己反对基督教的原因，他确信那些神话都是伪造的，是利用了人类内心热爱寓言、又愚蠢幼稚的那个部分，所谓上帝的十诫也没有任何特殊之处，与之相对的，古希腊的大量哲学家已经从科学的角度证明了思想的价值，“天文学始于巴比伦，几何学始于埃及，数理学始于腓尼基”，还产生了诸如柏拉图、苏格拉底、泰勒斯、阿奇达摩斯等哲学家、军事家、立法者，但基督教除了那些欺骗人的寓言外，没有孕育出任何对人类有价值的东西。
虽然反对基督教，但朱利安同时拒绝用迫害致死的方式来清除罗马的基督教。他更像是一位带着混乱理想的哲学家。公元363年，朱利安在出征波斯的战役中阵亡。历史记载是一个波斯士兵向他投掷了长矛，也有另一种说法是他死于一位信仰基督教的士兵的刺杀。他留下了一句经典遗言，“加利利人啊，你已经胜利了”。因为他意识到自己死后，再也无人能阻碍基督教在罗马成为国教。
《伊丽莎白·芬奇》
作者：（英国）朱利安·巴恩斯 译者：严蓓雯
版本：译林出版社2025年3月
两个故事的联系
这两个故事看似比较割裂，但其实也存在着朱利安·巴恩斯所探讨的主题之间的联系，那就是人生与历史的模糊性。主人公尼尔以为自己拿到了伊丽莎白·芬奇的所有藏书和笔记后，能够彻底了解她的一生（例如她的过去、她的感情经历、重大的人生转折等等），结果找不到任何与之相关的内容，甚至连一封情书都没找到。伊丽莎白·芬奇的人生依旧是一个模糊的谜团。而伊丽莎白·芬奇的研究对象、古罗马皇帝朱利安也是如此，历史和传记资料并没能让朱利安的面目变得更清晰，反而愈加模糊。这难道不才是我们人生的常态吗？
伊丽莎白·芬奇在讲课时，经常会让学生们思考集体记忆的模糊性，小说第二部的古罗马皇帝朱利安的历史小传则是对这一点的印证。朱利安·巴恩斯在小说中写道，最开始历史学家们对朱利安遗言的记录只有简单的“加利利人啊，你已经胜利了”这一句话，这句话本身已经有点发明的意味，而在1500年后，这句话又被写成了“苍白的加利利人啊，你已经胜利了”，看似只是增加了一个简单的形容词，但每一次都是对历史的重新建构，一个简单的“苍白”，却让朱利安具有了一种光辉的失败者意味。历史学家，小说家，诗人，在关于古罗马皇帝朱利安的记载中它们似乎融为一体。直至今天，古罗马皇帝朱利安依旧是个在历史研究中更加丰富、难以断言的人物。
而尼尔对芬奇的研究也是如此。在他耗费力气阅读了所有笔记和相关书籍后，伊丽莎白·芬奇的个人生活丝毫没有变得更加清晰，反而愈发遥远。她留下的物件中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可以清晰对应她的过往。尼尔想要为她写一本传记，结果也只能根据他人的回忆去拼凑，在这个过程中甚至还出现了与现实相反的说法，例如芬奇的哥哥表示他们一家从来都不是犹太人（当然最终的事实是芬奇的哥哥在撒谎）。
熟悉巴恩斯小说的人会非常熟悉作家通过整本小说所营造的模糊感。我们越是深入了解某物，反而离它更加遥远。巴恩斯在英国文坛也不是个口碑很好的作家，因为他保守主义鲜明的言论，以及看起来反对多元的一副“上世纪的老男人”的姿态，如果我们将这本小说视为巴恩斯对此的辩护的话——这本小说的论证叙述也的确多于叙事——会意识到那种姿态可能更倾向于一种不在乎。伊丽莎白·芬奇在讲课时曾经引用过一段伊壁鸠鲁的话，“有些事情取决于我们，有些并不……我们的财产，我们的名誉，我们的公职，也就是说，任何不属于我们行为的事物，都不取决于我们。取决于我们的事物，天生就是自由的、无牵无绊的；而不取决于我们的事物，是无力的、被束缚的……”。在小说的尾声部分，主人公尼尔之外的其他人对伊丽莎白·芬奇的记忆已经越来越淡，曾经对她的各种定义早已被遗忘，而她过去的人生依旧只有她自己了解。“有些事情取决于我们，有些并不”，主人公在小说结尾再次重申了这句话。我们谁也无法决定他者视角下的自己会是什么样子，但那些属于我们行为的事物，同样也不会被前者所约束。
撰文/宫子
编辑/宫子 走走
在中国文献典籍中，对中国历史影响最为深远者，莫过于“五经”。“五经”中影响最广，感人最深者，则莫过于《诗经》。故《诗序》说：“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正得失”，言其伦理道德功能；“动天地，感鬼神”指其情感功能。正人之行、动人之心的双重功能，确立了《诗经》在中国文化史上不可撼动的地位。然而我们今天阅读《诗经》，却感受不到这两种功能的存在，这原因便在于观念上的差距与价值取向上的变化。要想走近《诗经》，还须先破除观念形态上的障碍。
第一须破除的是20世纪对《诗经》性质的认定。几乎所有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以及语文教材、文学通俗读物，关于《诗经》都给出了这样的概念：《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这似乎已成为天经地义。这个结论被认作是20世纪《诗经》研究的最大贡献。因为历代都把《诗经》当作“经”来对待，只有20世纪的文化革命运动，才所谓“恢复了《诗经》的文学真面目”。
这个观念最大的问题是，忽略了《诗经》对于建构中国文化乃至东方文化的意义。我们不否认《诗经》的本质是文学的，但同时必须清楚《诗经》的双重身份，她既是“诗”，也是“经”。“诗”是她自身的素质，而“经”则是社会与历史赋予她的文化角色。在二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乃至东方历史上，她的经学意义要远大于她的文学意义。《毛诗序》说：“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孔颖达《毛诗正义》说：“夫诗者，论功颂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训。”朱熹《诗集传序》说：“《诗》之为经，所以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而无一理之不具也。”其在中国文化史上之地位由此可见。同时她还影响到了古代东亚各国。如日本学者小山爱司著《诗经研究》，在书之每卷扉页赫然题曰：“修身齐家之圣典”、“经世安民之圣训”等。朝鲜古代立《诗》学博士，以《诗》试士。他们都以中国经典为核心，建构着其自己的文化体系，由此而形成了东亚迥异于西方的伦理道德观念与文化思想体系。这是仅仅作为“文学”的《诗经》绝对办不到的。作为“文学”，她传递的是先民心灵的信息；而作为“经”，她则肩负着承传礼乐文化、构建精神家园的伟大使命。一部《诗经》，她承载着的不仅是几声喜怒哀乐的歌咏，更主要的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与心灵世界；一部《诗经》学史，其价值并不在于其对古老的“抒怀诗集”的诠释，而在于她是中国主流文化精神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演变史，是中国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发展史。如果我们仅仅认其为“文学”而否定其经学的意义，那么，不仅无法理解《诗经》对于东亚文化建构的意义，而且也无法解释东亚的文化与历史。
钱穆先生说：“《诗经》是中国一部伦理的歌咏集。中国古代人对于人生伦理的观念，自然而然的由他们最恳挚最和平的一种内部心情上歌咏出来了。我们要懂中国古代人对于世界、国家、社会、家庭种种方面的态度观点，最好的资料，无过于此《诗经》三百篇。在这里我们见到文学与伦理之凝合一致，不仅为将来中国全部文学史的渊泉，即将来完成中国伦理教训最大系统的儒家思想，亦大体由此演生。”(《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7页)钱先生对《诗经》的这一把握应该说是非常精确的。“文学与伦理之凝合一致”，更好地说明了《诗经》的双重价值。从“伦理”的角度言，《诗经》中所运载的观念形态，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精魂之所在，其之所以有“正得失”的功能，有“止僻防邪”的社会功效，原因正在于此。如果抛弃了这个精魂，而只关注其“歌咏”，关注其所谓的“文学本质”，实无异于舍本逐末。因而要想正确认识《诗经》的价值，走近《诗经》，就必须纠正20世纪形成的这种偏见，从“文学与伦理之凝合”的角度，把握《诗经》的真精神。
其次须破除的是把《诗经》作为“古典文学知识”的观念。20世纪在文学研究领域出现了许多新观念，其中影响最深者有三：一是“唯物论”，认为文学是一种客观存在，它有其自身的规律，文学研究就是要研究文学的运动规律，用规律来指导当下的创作。二是“进化论”，认为文学是不断进化、发展的，中国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三是“遗产论”，认为古代文学是古人留下的一笔值得继承的文化遗产，有了这笔遗产，可以使民族文学宝库更丰富，成为我们今天创作的知识资源。在这三种理论的观照下，《诗经》便变成了一种古典知识。这种“知识”，她的意义重在认识上，即认识中国文学发生期的诗歌形态，认识赋比兴对后世诗歌艺术的影响，认识其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位置，同时帮助理解和阅读古典文献等等。许多人阅读《诗经》是为了掌握知识，获取古代信息，《诗经》的精神意义在这种观念中丧失殆尽。显然这大大地影响了对《诗经》的正确、全面的接受。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这三种理论不好，而是说不能仅以此来认识《诗经》。在这种观念下，所发现的只能是《诗经》作为客观存在的意义，而难以把握其内在精神。要知道，文学中有知识，但文学不是知识，她是一种生命的存在形式，有思想，有情感，有灵魂。对于她，不能用对待知识的方法去分析她，把握她，更重要的是要用心灵去感悟她，去感知她作为精神存在的意义。
第三须破除的是“创新”观念。“创新”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关键词，在许多方面确都需要创新。但对人文学科来说，更需要的是“务实”，是“守正”。在“守正”的基础上“出新”是可以的，而不能刻意去“创新”。只有在原有基础上自然而然生出的“新”，才是有生命力的。孔子说“述而不作”，“述”便是“守正”，“作”便是“创新”。“述”比“作”难，因为只有全面地把握前人的成果，才能准确地“述”出来；而“作”则可以不管别人怎么说，自己另搞一套。当下在人文学科中，“创新”意识过于强烈，好像“新”就是好的，“旧”便意味着没有意义。在这种意识支配下，有些人不从正路上去理解《诗经》，也无心去了解前人研究成果的合理性，而是锐意求奇、求深，近于“脑筋急转弯”的方法，于是观之则“新说”丛出，按之则无一能落到实处。这些人“创新”的目的，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出成果，写文章。一般读者则不能辨其是非，只是觉得新奇便好，奇便能刺激自己对知识的兴趣。这样自然很难把握《诗经》的精神本质，也不可能有耐心去领会《诗经》的真正意义。
总之，“诗歌总集”观念关注的是诗的艺术形式，“古典知识”观念关注的是《诗经》中的文化知识信息，“创新”观念关注的是自我表现，其目光投射皆是外在于《诗经》的东西，而忽略了诗歌的内在精神。只有清除了观念上的这些障碍，才有可能走近《诗经》。
就具体阅读方法而言，前人有不少值得我们继承、学习的成功经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孔子所提出的“思无邪”的读《诗》方法，即要从正面理解诗意，不能想歪了，想邪了。《诗经》是中华文明大厦的支柱之一，她与大厦的存在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她歪了，那就意味着大厦倾颓。
其次是缩短与《诗经》的时间距离。也就是说，在观念中，不要把她当作古诗，要看作就是自己或身边人作的。即如朱熹所说：“读《诗》且只将做今人做底诗看。”“读《诗》正在于吟咏讽诵，观其委曲折旋之意，如吾自作此诗，自然足以感发善心。”“千古人情不相违”，纵然《诗经》是数千年前旧物，事态万殊，而人的情感反映则与今人无别。在略检注解，疏通大意的基础上，把她的意思品读出来，而后与自己及身边、眼前的人、事、物联系起来，其中的道理、情感自然会汩汩流出，使自己进入情景之中，去体会其心灵的脉动。在这种情景下，你可能会把外在的什么赋比兴之类，统统淡化，而感受的是她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