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99色爱：探索璀璨色彩与神秘情感的深层含义，引领全新感官探索之旅，高债务实质是“老年病”——拉长时间看国家由盛转衰芯声：靠“海岛奇兵”迅速夺取台积电产能？不如重新造个新的2005年起，作为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研究员的林晓，在辽宁省葫芦岛市与企业联合攻关，历时5年建成世界首条钒铬分离与万吨级钒铬废渣生产线，首次深刻体会到技术转化对产业的巨大价值。在美国访学期间，林晓接触到碳足迹及全生命周期生态化设计等前沿概念，回国后他开始尝试将研究成果技术化、装备化和商业化推广。
问题标题：揭秘99色爱：探索璀璨色彩与神秘情感的深层含义，引领全新感官探索之旅
在当今快节奏的社会中，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依赖于色彩和视觉体验。色彩作为一种无言的语言，既承载着人类的情感表达，也引领我们进入一个全新的感官世界。而99色爱，正是这个新世界的入口，它揭示了色彩背后深藏的神秘情感，为人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感官探索之旅。
“99色爱”是指一种独特的色彩组合方案，由100种不同的颜色组成，每一种颜色都有着其独特的象征意义和情感内涵。这种色彩系统以微妙、和谐和丰富的对比为主，通过不同色调之间的相互搭配，构建出一幅幅富有诗意的画面，仿佛打开了一个充满梦幻色彩的世界。在这其中，红、橙、黄、绿、青、蓝、紫七种基础颜色代表着热情、活力、温暖、希望等积极向上的情感，而黑、白、灰三色则代表了冷静、理智、深远、忧郁等消极负面的情绪。
在这个99色爱的世界里，每一种颜色都蕴含着深层次的情感含义。比如，“红色”可以传达热烈奔放的情感，像是爱情、激情、革命等主题；“黄色”象征光明和快乐，是幸福、温馨和友谊的主题；“绿色”代表着自然和平静，象征生命、健康和成长的主题；“蓝色”则代表宁静和智慧，象征知识、思考和远见的主题；“紫色”则代表神秘和浪漫，象征爱情、梦想和期待的主题。
除了情感层面，99色爱还涉及到色彩的生理效应和心理学原理。研究表明，色彩能影响人的心理状态和情绪反应。对于年轻人来说，鲜艳的颜色如红色、黄色、橙色能够带来活力和激情，激发他们的创新思维和冒险精神；而对于老年人和抑郁症患者来说，偏暗或冷色调如黑色、蓝色、灰色可能会引发压抑感和孤独感，甚至可能加重病情。在设计和装饰空间时，设计师需要充分考虑色彩对人群的心理影响，以创造舒适、和谐、疗愈的空间氛围。
99色爱还是色彩心理学的一次重要探索。色彩心理学认为，色彩不仅可以影响人们的感知和情绪，还可以塑造人的情感特征和行为模式。例如，人们对红色的强烈感知和情感反应可能导致他们更倾向于表达强烈的情感，从而形成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和个性特征。而对蓝色的低沉和稳定感知可能让他们更加内敛、谨慎，形成一种更为成熟和理性的性格特点。
99色爱是一把打开色彩深度和情感内涵的钥匙，它揭示了色彩背后的神秘情感和多元性，引导我们进入一场全新的感官探索之旅。无论是为了满足个人喜好，还是为了提升生活品质，我们都应该深入理解和欣赏99色爱的魅力，挖掘其中的丰富内涵，运用它们来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独特色彩世界。在这个充满色彩与情感的世界中，让我们共同探寻那些深藏不露的美学密码，解锁那无穷无尽的美好人生！
李迅雷认为，当前全球正步入一个由老龄化驱动的缓慢衰退期，而高债务和分化是这种“老年病”的显著表现。各国要摆脱周期的束缚都非常困难，在这个比烂的世界里，不出错，或不犯大错往往成为制胜的法宝。 发现大部分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务率（或称杠杆率，政府债务余额/GDP）水平都很高，最高的如日本，超过250%，美国也不低，大约为125%。此外，意大利、法国、加拿大、英国等发达国家均超过100%。相比之下，新兴经济体政府的平均债务率水平相对较低，如东盟国家政府的债务率水平大约在30-40%左右，均低于60%的国际安全标准线。这是否说明经济越发达，债务规模也随之增大，国家最终会被高债务压垮？世间万物皆有周期，本文试图从诸多国家政府债务率变化等多个角度来判断国家为何会由盛转衰。 老龄化导致老年病：如何看人类的生命周期 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步入衰老的？AI给出了答案：人的衰老是从各个器官衰老开始的，不同器官开始衰老的时间不同，如肺活量从20岁开始下降，大脑、神经元从20岁起开始减少，以后逐年下降。皮肤则从25岁开始衰老，肌肉30岁开始衰老，即肌肉衰竭速度大于生长速度。心脏从40岁开始衰老，肾脏从50岁开始老化，胃肠从55岁开始老化，肝脏70岁才会变老。 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人体一般在30岁之后身体的一些状况就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即慢慢地衰老了；美国老年病学家康纳等人提出了一个新见解，认为衰老是从青春期开始的，因为进入青春期后，人的脑垂体就开始释放出多种激素，而恰恰是这些激素能引起衰老。 因此，人的衰老比我们的普遍认知要早，但衰老的过程非常缓慢，事实上，随着世界和平的延续、科技和医疗水平的提高，预期寿命不断的延长。如1949年，我国的平均预期寿命只有34岁，如今则达到了78岁的水平。国外有一项大数据统计表明，人类每隔10年，平均预期寿命就可以增长3岁。如1977年出生的人，预期寿命为94岁，1987年出生的人，预期寿命则可以提高到97岁了。 出生年份对应的预期寿命（岁） 由于人类寿命的延长，对导致人类正常死亡的主要病症就趋同了，如现在导致死亡的两大疾病是心脑血管疾病和恶性肿瘤。尽管年轻人也会得心血管疾病和恶性肿瘤，但从概率分布的角度看，这两类疾病多属于老年病，如美国心脑血管病和恶性肿瘤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70%以上。 根据最新数据，全球癌症发病率前十的国家均为发达经济体：1.澳大利亚2.新西兰3.爱尔兰4.匈牙利5.美国6.比利时7.丹麦8.法国9.日本10.意大利。为何收入水平高、注重环保、锻炼和食品安全、教育水平和医疗水平高的国家，其癌症发病率反而高呢？那是因为他们的预期寿命长，如澳洲和日本都超过84岁，而非洲国家癌症发病率低也与他们的预期寿命短有关。 我国西藏地区由于受高海拔影响，预期寿命明显要低，但同时癌症发病率也是全国较低。我国每10万人的癌症发病率由低到高分别是西部、中部和东部，与人均预期寿命的递增一致。 人体由各大循环系统构成，如主要有血液循环系统、淋巴循环系统和组织液循环系统，再广义一点话，有呼吸系统、消化系统、运动系统、泌尿系统、神经系统、生殖系统、神经系统等，随着年龄的增长，各大系统都会出现老化，导致循环不畅。之所以很多癌症能致命，是因为癌细胞的扩散速度快于正常细胞，人老了，细胞的代谢速度就放缓了，正常细胞和免疫细胞的再生能力就会减弱。 并不是说其他系统出现问题无关紧要，而是血液循环系统的损坏对生命的直接威胁更大。血管可以类比建筑物里的水管，时间长了，材料要老化、变脆、管内壁的污垢会增加，导致流通不畅，堵塞或破裂都可能致命。 回到现实，全球都在面临老龄化的压力，尽管全球的平均预期寿命，从1900年的32岁提高到了2023年的73岁，但仍不改变生命周期这条曲线，只是把生命周期中的衰退时间拉长了而已。且全球总和生育率已经降至2.1-2.2之间，如果低于2.1，则全球人口将减少。 从二战结束至今80年里，地球人口又增长了2.3倍，今后人口增速将放缓，乃至出现负增长，但抚养比例却上升了。虽然人工智能的发展可以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但解决不了人口结构问题。 以中国为例，曾经是全球第一人口大国，占全球人口四分之一，但如今占比已经降至17.5%。目前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大约只有1.1左右，全球排名倒数前三。而且，从2021年以后总人口就开始下降，估计到2030年就可能步入超老龄化社会，到2047年总人口可能跌破12亿，到2100年则跌破7亿。 因此，当今一方面是全球总人口的上升每年都在创历史新高，另一方面则是老龄化率在上升，总人口将面临收缩，老年病的发病率会越来越高。那么，各国经济是否也会出现类似的老年病呢？毕竟二战结束之后的太平盛世已经很久了。 二战结束之初，绝大部分国家都没有什么债务，我国直到1976年，仍保持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记录。即便在2008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之前，我国政府的债务率水平不到25%，美国也只有60%。但次贷危机之后，全球的政府债务的增长都很迅猛。每一次危机发生，都会让政府债务水平上一个台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全球公共债务/GDP比率将达到95.1%，2030年可能进一步上升至99.6%。如果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加剧，则该比率会更高。如果再考察政府部门、企业部门（非金融）与居民部门的债务率加总水平（宏观杠杆率），那么，全球的宏观杠杆率水平就更高了。 截至2024年三季度，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宏观杠杆率为217%，发达国家为255%。而国际金融研究所（IIF）的报告显示，2024年全球债务额（包括政府、家庭、金融和非金融公司的负债）增加7.2万亿美元，达到318.4万亿美元。 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宏观杠杆率比较 本文需要探讨两个问题，一是为何政府的债务增长那么快，二是为何发达国家的债务率高于发展中国家。政府债务增长快的原因与政府的目标、责任和信用有关。例如日本的政府债务率是全球最高的，这是因为日本在90年代初遇到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一直想走出通缩，于是政府投入大量的财力来拉动经济增长，但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却都在减债缩表，这就倒逼政府扩大举债规模，因为政府的目标是要走出通缩。 日本政府的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到了惊人的240%左右，好在绝大部分都属于内债，其中日本央行总资产中70%左右是本国国债，这也是日本政府发债规模可以这么大的原因，即政府信用是可以大规模发债的前提。但由于日本的人口老龄化水平不断提高，经济很难走出通缩，故日本政府的杠杆率水平就一直居高不下。 日本三大部门的杠杆率变化 美国联邦政府的杠杆率水平的大幅提升，一次是在2008年的次贷危机时期，从60%提高到了100%以上；另一次是在2020年的疫情期间，从100%提高到了最高129%。而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和居民部门都在降杠杆。 美国三大部门的杠杆率变化 美国政府债务率的不断攀升有其必然性，首先它为了维持全球霸主地位，参与到全球各种国际组织和对外事务中，包括在多个国家和地区驻军，甚至发起和参与战争活动——这些都需要耗费大量财力；其次，由于美元是全球最强的货币，其他国家对美债的需求相对较大，客观上也促使美国政府扩大举债规模；第三，在美国的两党竞争体制下，总统候选人都会倾向于通过举债来增加社会福利和应对突发事件对经济的冲击，以赢得更多选票。 不仅发达国家的债务规模大，发展中国家中的大国，如印度和中国的宏观杠杆率水平也不低。其中印度的政府债务率也超过了80%，尽管印度的GDP总量并不大，不足中国的四分之一，但印度为了谋求经济高增长和实现赶超战略，不断增加财政赤字规模，使得近年来债务率的增长较快。 我国中央政府的债务率水平不高，只有25%左右，但地方债的增长较快，从2019年至今的增速是GDP的三倍左右。而且，地方的隐性债规模较大，同时企业部门（主要是国企和民企中的房地产企业）的杠杆率水平较高。 我国宏观杠杆率水平较高与经济增长的模式有关，GDP增长对投资的依赖度较高，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左右。从时点上看，我国地方债的高增长阶段都与GDP面临下行压力有关，如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2012年开始出现的内需不足、2018年的中美贸易摩擦及2020年出现疫情。 那么，为何全球都普遍存在债务率易升难降的现象呢？这符合经济学的普遍原理，即举债的边际效应递减。这是多个因素促成的，首先，长期和平导致全球的经济结构老化、阶层固化，贫富差距扩大等，故投资的效率出现下降。 其次，人口老龄化导致全球的人口抚养比例上升，财政开支增加；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国家采取逆全球化、单边主义等做法，使得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构，增加了社会成本。 第三，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加大，为维护自身安全，越来越多的国家通过举债来增加军费开支，备战的目的是避战，竞相增加军费才是支撑和平的实质。 由盛转衰或是漫长的过程 人类的生命周期或许是基因决定的，其他生物的生命周期估计也是由基因决定。通过干预的方式则可以让生物的寿命延长。 例如，人工饲养的大象寿命比野生大象寿命要长，原因是大象的臼齿是保证其咀嚼、消化食物的最重要“工具”，大象一生中会经历6次换牙，到了三十岁左右，大象会迎来第六次换牙（即最后一次），之后这付牙齿就陪伴大象一生，大约可以使用30年左右。故大多数野外大象都是因臼齿、无法咀嚼下饥饿而死。而人工饲养的大象，主人可以提供容易咀嚼的食物，从而减少大象牙齿的磨损，因此人工饲养的大象寿命通常要比野生大象长10-20岁。 可以想象，随着科技发展，基因技术、细胞再生技术的突破等未来人类的寿命也一定会延长，但是生命周期还是存在的，今后或许人类的预期寿命可以超过100岁。新技术能够让人类生命的衰退期拉得更长，但至今仍没有能让生长期拉得更长。 比人的生命周期短的是企业的生命周期。以美国的上市公司为例，1985年至今，美国上市公司的平均寿命为14.5年，中位数仅有8.9年。而《财富》杂志每年评出的世纪500强企业，1964年平均寿命为60年，到2014年已经降至18年。可见随着技术更新节奏的加快，企业的生命周期在不断缩短。另根据《财富》杂志的统计，中国民营企业平均寿命为3.7年，而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2.5年。这一水平比西方的同类企业都要短。 相比之下，国家的寿命要长很多，如前所述，国家有主权信用作为支撑。例如，我们一直说清政府腐败无能，但也存活了276年，在我国的历朝历代中算是时间比较长的。在西方，罗马帝国的统治时间更长，从公元前27年到公元1453年，是以地中海为中心，跨越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帝国 ，只是公元395年后分为西罗马帝国（395年—476年）和东罗马帝国（395年—1453年）。 尽管国家的寿命很长，但与人的生命周期的特征类似，即成长期很短，衰退期很长。如历史上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都曾是海上霸主，但也早就步入是衰退期。 从16世纪到17世纪，西班牙称霸世界近两个世纪。然而，随着荷兰的崛起，西班牙在多次海战中败北，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但荷兰成为霸主时间较短，大约是从1640年到1670年左右。随后在与英国的三次海战中失利，从此衰落。英国又和法国展开海战，法国战败，英国从此登上了历史舞台。 英国被誉为日不落帝国，曾是第二个世界霸主。其鼎盛时期，领土面积达到3550万平方公里，超过西班牙，几乎全为海外殖民地。工业革命是英国崛起的根源。二战结束后，英国逐渐衰弱，而美国崛起。尽管美国曾经和前苏联争霸，但随着1991年前苏联的解体，美国无论在经济还是军事上的实力都遥遥领先。 当前有一个说法叫东升西降，从经济数据看，东升是比较明显的，如中国和印度和东盟在崛起；至于西降，主要是欧盟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在下降，但美国GDP占全球的份额在过去30多年里并没有下降，虽然中间经历过一段时期的下降，但2012年以后又重新回升了。 由于美国GDP的构成中，服务业的占比不断上升，如今已经超过80%。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在过去30年里从24%降至如今的15%，说明美国传统制造业的衰退倒是事实。中国制造业则占全球比重超过30%，制成品出口总量全球第一。但美国制造业的增加值如今仍占全球15%，说明美国制造业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较高。 美国要让传统制造业再度回归美国，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重建需要很长时间，且对大部分传统制造业而言，美国只有成本劣势。故所谓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并不成立，因为美国本来就是全球霸主，这些年来，美国的失业率比大部分国家都要低。 故美国面临最大问题是联邦政府的债务率水平较高，但并没有高得离谱。目前联邦政府的债务余额为36.2万亿美元，利息支出将超过1万亿美元，主要压力是借新还旧，因为今年累计有9万亿美元的债务到期，在通胀高企的情况下，国债的发行利率会明显提高，从而增加了债务成本。 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债规模过大，联邦政府将无力偿还到期债务，故可能出现违约，从而引发金融危机。但实际上美国国会是可以批准提高债务上限的，即借新还旧的模式仍可以循环下去。实际上日本也面临通胀导致的长债收益率上升的压力，且日本政府的杠杆率几乎是美国政府的两倍，但日本政府并没有面临债务风险的压力。 对美国的另一个担心是美元会否出现大幅贬值，似乎美国经济衰退将伴随着美元大幅贬值和美债违约。但至今美元指数仍在100附近，与美国次贷危机时跌破80还相距甚远。从美元指数、10Y美债收益率和美国GDP增速三者关系看，也都没有出现异样反应。 美国GDP增速与美债收益率/美元指数的关系 目前，美元在全球货币的跨境支付中占比超过40%，具有绝对优势。而在国际储备货币占比方面，美元依然保持主导地位，占比58.4%，欧元位居第二(20.2%)，日元排第三(5.5%)，英镑第四(4.8%)，人民币以3.6%的份额位列第五。因此，美元即便大幅走弱，仍将保持不可替代的地位。 在财政方面，尽管特朗普上台之后采取的一系列错招让美国经济变得更加困难，如美国一季度GDP增速下降，但财政收入仍实现了正增长（同期我国为负），说明财政状况真的到恶化阶段可能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 从历史上看，西班牙称雄世界接近200年，英国在战胜法国之后称霸时间长达300多年。而美国在二战之后替代英国成为霸主则不是通过战争的方式，而是凭借强大的经济、军事等综合实力。同样，苏联的解体也不是通过战争的方式来完成。 由于人类的生命周期非常短，故人们在本能上或期盼有多个历史性拐点的出现，例如，我认识的人中，不少人对股市和楼市见底或牛市的预测和期盼，每年都会有很多次；认为美国要爆发债务危机，或发生滞胀也会预判很多次；对祖国即将统一的预期则更多了。 人类这种短视的本能，容易导致集体误判，甚至导致决策错误。例如，特朗普的理论任期只有四年，但他却想实现贸易与财政赤字平衡、制造业回流和强国强权这三大宏大目标——这至少需要花10年以上时间。这种既要、又要、还要且急于求成的思维，在其执政后的这些日子里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把华尔街讥讽为TACO（Trump always chickens out——特朗普总是临阵退缩）。 特朗普这种“先开枪，后瞄准”的做法，已经对美国带来诸多不利影响，过去的盟友也不再对他言听计从。又如，对美国这样一个步入深度老龄化的国家，人才和资金的净流入都是求之不得的，但特朗普却要加以限制。而他挑起的关税战，又不利于美国控制通胀。好在美国的家底比较厚实，总统的权力也受到一定制约。所以，现在断言美国步入长期衰退还为时尚早。 而且，高债务作为一种老年病，并不是美国所独有。在二战结束80周年的今天，很多国家都面临高债务的压力。如日本好不容易走出通缩，其通胀带来的债务压力又随之而来。而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当今加速老龄化的压力可能不亚于当年的日本。而且到2030年前后，中国的老龄化率水平将超过美国，且呈现加速上升趋势。我国目前的宏观杠杆率水平也已经超过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可谓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在全球信息对称度大大提高的今天，大国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是变小的，因为从常规战争演变为核战争的代价可能是全人类毁灭。而加强彼此合作和多变主义是最好的选择。但作为霸主国家，其本能决定了要去打压其竞争对手，如美国选择了单边主义、逆全球化和扩大军费开支，试图构建有利于美国的全球供应链，其结果一定是债务的不断上升。 综上所述，结论就是全球社会和经济进入老龄化的缓慢衰退期，高债务就是一种老年病，此外，分化也是一种老年病。理由如下。 第一，二战结束后经历了80年的整体和平期，使得全球人口步入老龄化阶段，一方面总人口还在增加，另一方面人类寿命的延长导致人口老龄化，全人类的抚养比例上升，社会的养老和医疗开支增加，经济发展动能不足。 第二，人与自然的冲突加剧，碳排放大增导致的温室效应，大幅增加了环保成本；人类扩张导致其他物种大量灭绝，使得各种病毒把人类当成新的宿主，使得各国政府的医疗开支大幅增加、财政负担加重。 第三，民族矛盾、地缘政治、大国竞争等导致国家之间的冲突加剧，从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到热战，使得各国用于产业扶持政策、维持国家稳定和安全等财政支出大幅增加。 第四，全球各国的经济结构或多或少都出现问题，有些国家出现资产价格泡沫，有些国家出现产能过剩，有些则出现了商品短缺和高通胀；而普遍存在的贫富差距扩大问题则是导致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于是货币超发和财政赤字成为通常的解救方案，却无助于解决根本问题。 当然，我们经常会提到“韧性”，因为线性演绎过于简单粗暴，就像人类的生长期可能只占生命周期的四分之一，四分之三的时间是处在衰老期一样，国家的韧性也是它们对危机的本能反应。这就是所谓的垂而不死、腐而不朽，通过改革或改良来打补丁。 当然，从历史上看，政府“破产”的国家也有不少，如冰岛、希腊、阿联酋、阿根廷、巴西、斯里兰卡等，破产意味着债务重组，实质就是政府“赖账”。目前主要经济体的债务状况还不算严重，故世界的格局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有什么改变。但各国要摆脱周期的束缚都非常困难，正如大家经常说的，在这个比烂的世界里，不出错，或不犯大错往往成为制胜的法宝。 例如日本曾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90年代初为了应对房地产泡沫破灭和经济下行，将利率降至负值，并成为基建狂魔，却近30年都没有走出通缩，这是典型的政策失误。又如，美国过去一直是全球人才、科技和资本向往的高地，如今特朗普限制移民、限制留学、限制投资等举措，实际上对美国不利。 经济社会的历史性大周期很漫长，而个人的生命周期又很短暂，由此产生了人类非理性冲动，给全球带来了动荡和不确定性。 本文作者：李迅雷，来源：李迅雷金融与投资，原文标题：《高债务实质是“老年病”——拉长时间看国家由盛转衰》 风险提示及免责条款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本文不构成个人投资建议，也未考虑到个别用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要。用户应考虑本文中的任何意见、观点或结论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据此投资，责任自负。
6月8日至13日，中美经贸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将在伦敦举行。 继5月12日中美日内瓦经贸会谈之后，中美关税战进入90天的休战期后，然而美国并没有就此罢手，中美科技战又重新成为焦点。就在会谈后的第二天，5月13日美国商务部正式发布文件，撤销拜登签署的《AI扩散规则》，同时宣布采取额外措施加强对全球芯片出口管制，包括禁止全球范围内使用华为昇腾AI芯片等。从表面上看，这几乎是前所未有的对华芯片制裁。 但是到5月15日，外界发现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又悄悄修改了此前新闻稿中的一句话，修改后的表述则变为：“发布针对产业界的指南，提醒注意使用来自中国的先进计算芯片（包括特定的华为昇腾芯片）所带来的风险。”而不是之前的“在全球任何地区使用华为昇腾芯片都违反美国出口管制规定。” 针对中国半导体，尤其是高端半导体产线的未来发展前景以及美国对华半导体制裁的影响，观察者网连线了复旦大学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特邀研究员、B站知名半导体up主芯声，就相关问题展开细致讨论。 【文/芯声，对话/观察者网 唐晓甫】 根据我掌握的消息和个人分析，我们应该能在2028年完成28nm工艺的安全化。所谓安全化，并非将所有设备和工序一律国产化，而是确保28nm工艺所需要素可持续供应，并部分以国产材料替代。到2030年，我们有望同样实现14nm工艺的安全化。 这意味着，到2028年，我们可在基站等关键基础设施领域实现芯片全面国产化。到2030年，若成功实现14nm制程生产安全化，就能彻底跨过AI芯片的门槛，为我们的AI芯片生产提供一个基础的安全保障，尽管可能到时候这条产线上生产的AI芯片不会太先进。 至于ASML是否可能远程控制我们的光刻机这一问题其实很敏感。我之前曾参与过与ASML的谈判，对方曾明确希望将我们的光刻机接入外网，理由是便于他们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只要将机器连接到互联网，ASML预装的远程运维系统即可实时传回所有数据。一旦出现故障，便可随时远程处理，无需人工收集后再上传。 光刻机 所以在这个背景下，你觉得它是否会留下后门、能否被远程关闭？毕竟ASML方面自己都说了，只要联网，就能处理一切问题。 我们需要从两个维度来衡量台湾的重要性：一是半导体制造产业链的上下游，二是半导体制造的供应链。半导体上下游环节主要包括设计、制造、封装，之后经过处理才能形成完整的电子产品。 在设计方面，台湾设计领域的领头羊联发科可排在全球第二梯队，仅次于高通、博通与华为海思等第一梯队；在封装方面，台湾地区在先进封装技术领域领先于大陆，但其整体产能占比与中国大陆相当，同为约20%。但是在芯片制造领域，台湾地区的芯片制造能力相比于全球其他地区处于断档式领先地位，其中台积电占据全球代工产能近60%。 再从半导体制造供应链的角度看，台湾岛内自主性明显不足：绝大多数在台半导体供应企业都是日本集团的分公司，相关耗材的供应链严重依赖日本产业链。在制造方面，台湾企业以台积电为代表，极端依赖荷兰的光刻机以及其提供的维护服务。 至于日本本身，其本土公司在半导体制造领域已极度落后。事实上，日本本国的半导体产业在经由美国扶持的台湾地区和韩国半导体产业多年打击后，其老旧产线基本退出，仅剩少数设备仍在运行。在台积电大规模投资日本工厂之前，日本连量产40nm制程芯片都难以实现，在制程领域甚至落后于中国大陆。其封装能力同样逊色，毕竟如果上游都缺位，下游环节还剩什么呢？在芯片设计领域，日本几乎没有新兴设计公司，潜在的一些初创企业在美国和中国大陆海量先进设计企业的夹击下难以立足。 但是如果仅仅聚焦在制造供应链层面，台湾岛内拥有强大能力，日本现在除先进光刻机外，各类生产设备和材料均能自主供应。 制造芯片的产业链长度远超绝大多数人想象 在我之前的直播中，有很多激进弹幕说我们应该早日推进“海岛奇兵”迅速夺取台积电产能，这样就可以补全现有的半导体制造业了。但是从产业链供应链角度看，我们现在缺少的不是台湾晶圆厂的产能，而是让现有及未来工厂能够稳定运营、持续生产的能力。 实现高端芯片量产所需的大多数设备、零部件、耗材、材料和软件，其原产地均不在台湾地区。以一家月产能约3万片的晶圆厂为例，可能就需要配备数十种核心设备、数百种工艺材料，以及数以万计的备品备件和耗材，而且这些东西常年需要储存在公司仓库中。材料方面，它不仅需大量化学试剂和金属氧化物等材料，还要囤积各类特种气体。此外，几乎每台设备都离不开管路、阀门、真空泵等配件储备，而光刻机更是需定期更换光刻模组、工件台等专用组件。 这些材料的更换周期通常为数月到一年，而正是这些设备与耗材构成了晶圆厂持续运营的命脉，其重要意义远远大于拿下几个晶圆厂。而在上述备品备件与耗材生产领域，日本企业无疑占据了主导地位。如果我们能搞定这些问题，那获得的战略收益将远大于扩建更多受外国控制的新厂房。 一个半导体厂的精密程度远超想象，常人以为建厂不过是打好地基、搬进设备安装即可。而实际上，对于台积电那些所有的先进制程半导体厂而言，厂内所有设备都必须单独打地基，因为半导体的芯片加工制造精度要求已经达到nm甚至Å级别（埃米，1Å=0.1nm），经不起任何风吹雨打，任何微小振动都将导致制造出芯片无法正常工作。 假设我们要将一台设备从台湾搬到中国大陆的南京，由于纬度、海拔、温湿度与气压的差异，装备拆卸和重新安装完成后我们都需要重新调试。无论多先进的光刻机，也只能等待那些在厂里工作十余年的“光刻机仙人”团队花数月甚至一年时间将光刻机重新调试至最优状态后，才能进行正常工作。 所以即便美国人希望台积电把现有产能搬往日本或美国，整个搬迁的成本和时间和新建一家工厂没有区别。哪怕他们省下购机时间与成本，但是相关方面仍需长时间“调教”与联动各项生产要素，这几乎无异于重造。 而且半导体制造业对供应链集成度的要求极高，尤其是无法离开稳定的材料与服务，包括氟化氢、光刻胶、特种气体和靶材等耗材必须随时备用，这需要半导体产业中心周围配置有技术领先的化工产业作支撑。 台湾岛与日本距离接近，许多日本化学品企业便在台南、新竹等台积电厂区附近设立前体加工厂，将进口的前体化学品转化为半导体所需材料。而台积电厂区本身靠海，便于海运大宗化学品，也使得供应链成本可以得到有效控制。 反观美国，台积电亚利桑那州工厂位于内陆，既不靠海，运输成本较高；也缺乏成型的化工配套产业园。所有化学品成品只能先漂洋过海运抵圣地亚哥港，再以大卡车长途跋涉六小时才能送达厂区。这会导致该厂区运输成本和运营成本大幅上升。 根据我的估算，综合设备折旧、物流与材料高价等因素，该厂的生产成本约为台南新竹园区的三倍左右，我预计该工厂出厂的芯片成本将彻底失控。 当然美国也在强压台湾企业将技术向日本转移，但日本本身没有那么大的需求。台积电前往日本，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日本公司的邀请，本质上仍是给索尼“打工”。整体产业链的上下游配套齐全，可以在一个“舒适区”内完成生产，但是最终产能也仅仅能覆盖日本市场需求。相比之下，短期内台湾仍凭借其完整的产业链上下游与供应链优势，保持其高效、连续运营“最佳战场”的地位。 其实在我看来，成熟制程的芯片目前产能并非即将走向饱和，而是已经彻底饱和了。如今你会常听到欧美媒体指责中国存在“产能过剩”问题，这是从全球视角对产能问题做出的评判。然而，我们还必须考虑极端情形，比如在极端情况下，我国的半导体设备与原材料都无法从外部获得。 那么在这种极端条件下，即使是成熟制程的产能，在中国大陆是否足够？我们也需要做出评估。若条件不那么极限，那么竞争就回归到技术和成本实力本身。相对而言，成熟制程技术门槛并不高，谁拥有产能、谁有优势，各凭本事。届时，落败方很可能被迫裁撤落后或过剩产能，从而缓解产能过剩。 从现在的情况看，欧美企业在成熟半导体领域几乎没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过去几年里，无论是德州仪器、微芯科技，还是欧洲的恩智浦、英飞凌等公司，其在成熟制程领域的亏损高达20%到50%不等。如此持续亏损，迟早会迫使它们削减产能。 它们若转向尖端制程，又要面对台积电与英伟达等企业形成的强大竞争壁垒。对于这种新一轮竞争，我们既希望也衷心祝福这些欧美厂商能够脱颖而出，挑战台积电和英伟达的领先地位。 短时间看，西方公司AI芯片领域投入暂时不会受到成熟制程芯片饱和的冲击。英伟达本身并不拥有成熟制程的晶圆厂，它主要通过委托代工完成产品设计与制造；因此，成熟产能的波动对其影响相对有限。 而英特尔则以14nm为主营盈利节点，并将10nm产能用于PC和服务器芯片的生产，所以同样不太受成熟制程饱和的冲击。真正受到影响的，则是那些以成熟制程为主业的传统半导体厂商——当它们的主力盈利来源受到挤压，就会率先承压。未来只能“祝他们好运”了。 碳纳米管技术未来之所以至今未成为主流，是因为现在的芯片价格还不够高。我个人估计，碳纳米管路线和硅基半导体路线的盈亏平衡点会出现在硅基芯片制程达到等效1nm的时候，也就是大概在2030年前后。所以我也认为2030年是一道坎。 北大的彭练矛院士是我国碳基芯片的领军人物之一 在我们搞定14nm安全化路线后，我们可以加速推进两条腿走路，不能在碳纳米管路线上延缓研究进度。等到2035年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采用别的架构乃至别的材料去替代目前的硅晶圆了，避免陷入西方半导体产业的高成本路线。 而且由于美国对我们碳纳米管相关方面的管控并没有硅基半导体方面那么严，我会认为，相比于光刻机相较于先进水平落后约20年的现状，我国在碳纳米管方面落后世界先进水平大约3年左右。 以2035年为时间节点，对中国而言，这个“上限”意味着要彻底啃下几乎整个半导体产业链，实现从成熟制程到3nm、5nm制程芯片的量产。这样到2035年，我们可以在芯片领域实现像在造船和集装箱领域那样产业优势，如洪水过境般势不可挡。 而“下限”则是大陆半导体产业在保有一定尖端能力的同时，让消费级产品彻底平民化，届时即便我们一时无法量产最先进的3nm、5nm芯片，只要保持充足的7nm产能，并大量维持14nm节点，就能逼迫欧美厂商将资源投入极尖端领域。 在这种情况下，欧美继续往2nm以下制程推进将对中国国家安全影响寥寥，而且那个时候他们会遇到一个困境：高投入、高售价，而愿意买单的消费者寥寥无几。 在2022年Marvell公司的报告中提到了各个工艺下芯片开发成本，其中28nm工艺只要4280万美元，22nm工艺需要6300万美元，16nm工艺需要8960万美元。而更先进工艺的开发成本则呈直线上涨趋势，7nm需要2.486亿美元，5nm需要4.487亿美元，3nm需要5.811亿美元，而2nm工艺需要的开发资金是7.248亿美元。未来再进一步，芯片开发成本上百亿人民币不是梦。 到时候，手机加上潜在关税，可能就不是一万人民币左右买一台苹果了，而是一万美元买一台苹果了。 责任编辑：杨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