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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达摩财经
桃李面包管理层突现分歧，董事长在董事会上投出反对票。
5月22日，桃李面包（603866.SH）发布公告称，为满足运营资金需求，公司将向浦发银行追加申请2亿元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12个月。本次申请授信完成后，公司银行授信额度总计为33亿元。
该议案虽然最终被董事会通过，但在投票过程中，桃李面包董事长、执行总经理吴学亮却投出了反对票。在吴学亮看来，目前公司各项产能投放节奏均有序进行，现有银行授信额度能满足当前及短期资金需求。为保障资金使用效率，建议暂缓追加授信额度，后续可根据实际业务发展动态调整。
作为上市公司董事长，吴学亮为何通过投反对票的形式表达不同意见？
桃李面包是一家典型的家族企业。2019年，公司创始人吴志刚退休，吴氏家族二代接班。目前，公司控股股东、实控人为吴学亮、吴学群、吴志刚、盛雅莉4人，非独立董事同样为4人，分别为吴学亮、吴学群、盛龙、盛雅莉。其中，吴志刚与盛雅莉为夫妻关系，吴学群、吴学亮分别为两人的次子、三子，盛龙则是盛雅莉的弟弟。
不过，目前桃李面包的第一大股东并非吴学亮，而是其二哥吴学群。此外，吴学群还担任着公司的总经理一职。
值得注意的是，自2019年吴氏家族二代接班以来，桃李面包便陷入了增收不增利的局面，2024年更是出现了营收、净利润双降。与此同时，公司的流动性也日趋紧张。
业绩表现不佳之下，桃李面包的股价也持续走低。5月23日，公司股价收于5.41元/股，总市值为87亿元。与2020年股价最高时相比，公司的市值已经蒸发了近350亿元。
吴氏家族内部分歧？
1995年时，退休教师吴志刚与夫人盛雅莉在辽宁开了一家面包作坊，彼时，两人的次子吴学群也跟随父母一同创业。招股书显示，1997年，桃李面包的前身桃李有限成立，吴志刚、吴学群分别持股60%、40%。
小儿子吴学亮同样在公司创立初期便开始为公司工作。1996年，吴学亮大学毕业后，便来到西安为桃李面包拓展市场。不过，直到2007年，吴学亮才通过增资的方式成为公司股东。同在这一年，二哥吴学群通过增资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随着桃李面包规模越做越大，2015年，公司成功在上交所上市。在上市之前，吴学群一直担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职务，但到了2016年换届时，吴学群却并未连任，反而是父亲吴志刚接过了公司的董事长职位，吴学群改任董事。
2019年，84岁的吴志刚以“A股上市公司中最高龄董事长”的身份退休，董事长职位由小儿子吴学亮继任，至今已有6年时间。今年4月，吴学亮刚刚开启了第三个董事长任期。
不过，吴学亮虽然是桃李面包的董事长，但其持股比例仅为14.36%，低于二哥吴学群的24.34%。且吴学亮目前担任公司执行总经理一职，吴学群则担任总经理职务。
开启第三任期仅一个月后，吴学亮便对追加授信额度的董事会议案投出了反对票。
事实上，与2019年吴学亮刚刚继任董事长时相比，桃李面包的流动性压力有所增长。2019年底，桃李面包的货币资金余额为10.78亿元，短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均为0。到了2024年底，公司的货币资金余额已降至1.93亿元，而短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余额合计达到了5.29亿元。
那么，桃李面包又是否需要追加申请授信额度？根据公司公司财报，其长期、短期借款及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余额中，绝大部分为授信额度内的银行借款，截至2024年底合计约为10.48亿元。而公司此次追加申请授信前，授信额度合计约为31亿元，远高于目前公司的信用借款余额。
或也因此，在吴学亮看来，目前公司各项产能投放节奏均有序进行，现有银行授信额度能满足当前及短期资金需求。为保障资金使用效率，建议暂缓追加授信额度。
不过，其余三位吴氏家族董事均对这一议案投出了赞成票。桃李面包在公告中表示，本次申请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实际融资金额，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经营的实际资金需求确定。
二代接班后业绩下滑
纵览桃李面包的发展历程，在2015年上市后，公司的业绩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在上市之初，桃李面包业绩发展迅速，2015年至2019年期间，公司的营业收入从25.63亿元增长至56.44亿元；归母净利润由3.47亿元增长至6.83亿元。
2019年，84岁的吴志刚退休，吴氏家族二代全面接班。接班后，桃李面包便开始了新一轮扩张计划，年内，公司公司发行了10亿元可转债，以在江苏、四川、青岛、浙江等地新建产能。公司也开始筹划进一步拓展华东、华南等地市场。
不过，受疫情、市场竞争等因素影响，此后几年桃李面包的盈利能力开始迅速下滑。2020年至2023年期间，公司的营业收入从59.63亿元增长至67.59亿元，归母净利润反而从8.83亿元降至5.74亿元。
与此同时，桃李面包的产能利用率也在下滑。2021年时，公司的总产能为42.52万吨，产能利用率为85.56%。随着此前投建的产能不断投产，至2023年，公司的产能已经增长至50.27万吨，但产能利用率已下滑至74.32%。
业绩不振、产能利用率下滑，桃李面包最终决定收缩战线。2024年年报显示，公司也一改往年“加大力度拓展华东、华南等新市场”的战略，转而在上述地区进行“布局优化”。而从产能上看，2024年，公司在广西、长春、河南三地的新增产能投产，但总产能反而降至49.35万吨。
不过，桃李面包的经营情况并未得到改善。2024年，公司的产能利用率进一步下滑至67.35%。同期，公司的营业收入为60.87亿元，同比下滑9.93%；归母净利润5.22亿元，同比下滑9.05%。
图片来源：摄图网500831957
近日，上海37.6%的常住人口、约577.62万人年满60岁，再次引发社会对老龄化的关注。
但其实，上海于1979年步入老龄化社会，比全国早了21年。而且，“三人行，有一老”，更是这座超大城市长达8年多的现实。
2017年，上海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33.2%，站在了1/3的关口。此后，占比持续走高，直至最新公布的截至2024年底的数据。
上海“老”，并不是一件让人特别惊讶的事。我们讨论上海的意义在于，要直面“老”的城市，不止上海。
2023年底的数据显示，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21.1%，达到中度或重度老龄化的省份已有19个。
所以，与其惊讶上海“老”得比肩日本，不如看看这些年这座城市为社会养老服务体系都做过哪些工作。
一个格局
“老”得早，上海为养老的铺垫则更早。
出版于2017年的《大城养老：上海的实践样本》书中曾梳理，早在20世纪80年代起，上海就全面启动了公办养老机构建设；
1992年，首次将送餐、定期送医上门等为老服务项目，列入市政府实事项目；
之后，更是连续20年，将“新增养老床位”列入市政府实事项目；
2001年，上海在全国最早出现养老机构内设的医疗机构；
2004年开始，又在全国率先实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到2005年，上海定下了养老公共服务投放的路径和养老公共资源配置的比重——90%为居家养老，7%为社区养老，3%为机构养老。
这一格局浓缩为“9073”，几个数字也成为后来全国养老体系的基础框架。
快速的老龄化，让上海不敢懈怠，从政策文件的出台频率可见一斑。
城叔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和民政局的官网上查找发现，自2004年起，过去21年间，包括12份已失效的，上海共发布有72份与养老相关的政策文件（注：不完全统计）。
可以看到“十四五”之前，上海搭建好了养老服务体系的“四梁八柱”，制定了包括《上海市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2016年）《上海市养老机构条例》（2014年）《上海市养老服务条例》（2020年）在内的三部地方性法规条例。
“十四五”的系列规划，也给“养老服务发展”“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等细分领域留足一席之地。
其中，分析了阶段性的瓶颈问题：
比如，养老服务供给总量增长与结构性矛盾并存，养老服务设施运营的专业性有待进一步提升，持续运营的财力保障机制有待完善，社会力量参与的活力尚未充分激发，等等。
又规划了阶段性的发展目标和方向：
比如，到2025年，上海的养老服务制度整体要“成熟定型”及“符合超大城市特点”。同时，高水平的养老服务发展体系不断健全，高品质的养老服务产品充分发展，高质量的养老行业管理全面覆盖，多层次的养老服务供给梯度更加合理。
在上海的理念中，养老服务的“增量”“增能”“增效”，需要同时实现。
一张床
新增“一张床”、从硬件出发，是很多城市打造养老公共服务的第一个焦点，也是最有建设成果显示度的一个环节。
2020年上海养老机构床位数15.9万张，2024年已经达到17万张，2025年要进一步达到17.8万张。床位增加的背后，是整个机构养老的空间在增加。截至去年年底，全市一共建成了693家养老机构（注：指提供集中居住和照料护理服务的机构）。
图片来源：摄图网507751300
细数上海出台的72份政策，其中半数均直接涉及机构管理。覆盖了从设立许可、登记备案、等级评定、信用评价、床位统筹、奖励补贴、融资贷款、失信监管、品质升级等各个方面。
可是，即使不断增加机构、增加床位，上海依旧存在着“优质养老机构‘一床难求’与部分养老机构床位空置现象”。
以及，无论是官方还是坊间，均预测未来高龄老年人的增多，失能失智老年人数量的日益庞大。随着社会对养老机构的接受度提高，全社会对长期照护服务的需求将越来越凸显。
问题来了，当瘫痪在床的60岁老年人和身体硬朗的80岁老年人同时来到养老机构，应该把紧俏的床位让给谁？
城叔注意到，若干政策中有一条比较“抢戏”，是2023年1月1日起施行的“老年照护统一需求评估及服务管理办法”，当时的发布主体是市政府办公厅，而非民政局牵头的部门文件。
所谓“统一需求评估”，就是把60岁以上、所有需要服务的老年人，按照统一标准进行评估，综合考量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得出评估结果，分类六档照顾等级。再把涉老公共资源放到一个盘子里，按评估结果匹配养老服务。
后续出台的《上海市保基本养老床位统筹及轮候管理办法（试行）》也跟前序政策环环相扣——先评估老人的需求等级，再按申请时间先后轮候床位。
一群人
有了硬件，还需软件。“人”是养老体系中被“倒苦水”最多的一环。
此前在调研养老机构过程中，城叔发现，“老扶老”是常态。
养老机构里，照顾失能失智老人的养老护理员们，往往年龄也在50岁、60岁以上。穿尿不湿、抱上轮椅、翻身穿衣……对于年龄大的养老护理员来说，护理技能通常门槛不高，但并不是一份轻松的活。
图片来源：摄图网501130800
这个行业特征就是“低门槛、低技能、低收入、高流动性”，但凡有稍好一点的选择，都不会多作停留。
建强养老护理员队伍，才能形成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所以，从2015年起，上海就开始为养老护理员队伍建设出台系列的专项规划，“十四五”期间则密集出台了一波。
上海建护理员队伍的思路是，通过中高职养老护理专业教育，引进外省市养老护理专业毕业生，培养录用外省市来沪从业人员，再加上上海户籍劳动者从事养老护理工作，多条途径壮大规模。
去年11月新发布未来三年的队伍建设行动方案，提出：
到2027年，“力争”总量不少于8万人；
护理员整体持证率达到90%，“并保持”；
职业发展通道进一步畅通；
形成一整套培养、使用、评价、激励制度机制。
字里行间，透着这一特殊队伍建设的难处。
一些科技
床多了、护理人有了，上海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希望迈入从“有”到“优”的next level。
除了“医、护、食、住”等传统养老服务领域持续提升服务品质外，整体而言，上海的养老正在加入科技的力量，让“智慧养老”从抽象理念变为切实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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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消博会现场，城叔见到了一些外骨骼设备。“我们用外骨骼解决人的力量代偿。”傲鲨智能市场总监张华介绍，他们过去深耕日本养老市场，接触到不少先进的智能硬件产品。
回国创业后，就选择了养老市场环境相对成熟的上海，“在老龄化趋势下，我们看到的是整个社会对人的机能代偿的一些诉求。”
目前，市场上投放了一些外骨骼穿戴设备，有的设备专为半失能老人设计，助力他们重新恢复行走能力；有的可以给养老护理员穿戴，“当他们穿上后，再搬运老人，可以减轻腰部负担，有效缓解护理工作中的体力消耗”。
在上海，智慧养老的创新应用远不止外骨骼设备。一个呼叫器，背后串联起近百家社区与市场服务资源；一个红外线感应器，可以实时监测老人的行动轨迹和生命体征；一个网络社交平台，是丰富老年人精神世界的重要载体。
按照“十四五”规划，上海计划在2025年底前建成100个智慧养老院。为推动这一目标顺利实现，2023年上海继续出台政策“补丁”，协调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对智慧养老院的建设给予资金扶持，单个养老院最高可获得50万元的补贴。
“三人行，有一老”，在上海不是一句夸张的形容，而是持续八年多的真实日常。这座超大城市一直在老龄化浪潮里“摸着石头过河”。
当很多城市还在为“如何养老”发愁时，上海已经开始思考“怎样养得更好”——毕竟，应对老龄化，从来不应是解决难题而已，更该成为探索社会服务升级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