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境踏青：精灵之森去码探索之旅——揭秘神秘控制符的秘密起源与奇妙探险，香港青年作家程皎旸：年轻人坚持梦想“打风都打唔甩”历史上的中国为什么从来没有出现神权压制王权的现象？报道称，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行政长官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夫表示：“我们的英雄、‘特别军事行动’老兵、‘英雄时代’计划参与者绍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古尔齐耶夫已经去世。”
将灵动的灵境踏青与神秘的魔法世界相融合，一个充满未知和冒险的故事正在展开。在这个旅程中，我们将探寻精灵之森中的秘密控制符，揭开这些神奇符文背后隐藏的历史与神秘传说。
传说，精灵之森中有一只神秘的精灵，它们拥有强大的魔法力量和无尽的智慧。每当夜幕降临，精灵们就会聚集在古老的森林里，共享他们的神秘力量和知识。其中一种特殊的力量——控制符，是精灵们的重要武器。这种符文由精美的水晶制作而成，每个都蕴藏着独特的魔力，能够操纵树木、动物甚至大自然的元素，赋予精灵们的行动自由度和破坏性。
控制符并非随意创造，它们的产生有着复杂的源起。据传说，很久以前，在精灵世界的战争中，一位英勇的勇士，为了守护精灵们的家园，不惜牺牲生命，用自己手中的水晶创造出这枚神秘控制符。他深知，只有通过精确的设计和巧妙的运用，才能让控制符发挥出最大的威力。
那枚控制符的形状是一个五边形，中心部分有一颗璀璨的宝石，周围镶嵌着各种各样的魔法符号和图案。每一个符号或图案都有其特定的含义，如红色代表愤怒、蓝色代表宁静、黄色代表喜悦等。当精灵们使用控制符时，只需对宝石进行相应的操控，就能改变控制符内的元素状态，从而影响周围的环境和生物。
控制符并非易得之物，它需要精细的设计、精准的操作和充沛的精力。每一颗宝石的材质都是独一无二的，有的甚至具有特殊的魔法属性，使得控制符的使用更具挑战性和观赏性。每个精灵的魔法水平也不尽相同，他们掌握的控制符也各有千秋，一些强大的精灵可以轻易地控制自然之力，而另一些则需要长时间的修行和实践，才能熟练掌握并加以利用。
这次灵境踏青，我们有幸邀请到几位擅长驾驭控制符的精灵朋友，他们将在我们的带领下，深入探索这个神秘的世界。我们会逐一解开控制符的谜团，了解每颗宝石的来历和作用，以及每种符号或图案的独特意义。过程中，他们将通过操作控制符，改变森林中的天气、地形甚至生物的命运，让我们亲身感受控制符带来的魔幻力量。
与此我们还将深入了解精灵们的智慧与勇气，学习他们在战争中如何运用控制符保护家园，以及他们如何通过控制符与自然和谐共处，创造出美好的灵境。这些都是控制符的魅力所在，也是精灵之森的核心价值。
在这次灵境踏青中，我们将不仅仅是探索控制符的秘密，更是一场心灵的旅行，一次探索魔法世界的冒险。无论是对精灵的敬畏，还是对控制符的热爱，都将在这里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神秘的灵境踏青之旅，开启一场关于魔法、勇气和友谊的奇幻冒险。
年轻的程皎旸身上有一种杂糅的气质：武汉人的直率、北京人的幽默、香港人的干练和拼搏进取。她是香港新一代异军突起的写作者，以“新移民”身份，游走在巨幅玻璃幕墙和窄小街巷之间，随手攫取一个个光怪陆离的香港故事。
今年5月，程皎旸的中篇小说集《打风》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录《狂夏夜游》《香港快车》《海滨迷葬》等11篇作品，荒诞而迷醉的传奇外壳下，包裹着冷峻的现实内核，批评家称其为“新南方写作”的有力实践，“凸显了新一代香港书写的广阔可能”。
程皎旸在武汉出生，北京长大，18岁移居香港，是香港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毕业留港，她从事过多份职业，从文化记者、国际4A广告公司策划师，到金融集团市场营销、大学讲师……也借由工作之机，深入香港社会的方方面面。
“在去香港之前，我经常在荧屏上或小说里看到香港，我喜欢看TVB的电视剧，张爱玲、李碧华的小说，还有王家卫的电影……但是当我真正进入到香港的时候，我觉得我跟它之间的荧屏被打破了。我从一个观众，一个很喜爱它的粉丝，穿越进了这个荧屏里面，好像进入一个沉浸式的大型城市演出。”程皎旸告诉南都记者。
当现实和想象之间呈现落差，正是文学灵感闪现的微妙时刻。程皎旸敏锐地关注社会问题，又宽和地接受香港文化对自身潜移默化的影响。她故事里的主角大多是在香港打拼的年轻人：有实现阶层爬坡但因金融风暴破产的投资者，隐姓埋名去游艇会做小职员的艺术家，广告公司处理公关危机的资深策划……对这些青年才俊而言，理想耀眼，揾食艰难，在时代和资本的卷裹下，她们看似平坦的前途会在霎那间波诡云谲。但“在人生的风暴漩涡中，很多年轻人依然是充满野心的”，这种野心就像来势汹汹的台风，具有摧枯拉朽的更新力量。
香港人把刮台风称作“打风”，在程皎旸眼里，时代洪流中、繁荒世相下，年轻人对理想的坚持，正如一句粤语俗语所言，“打风都打唔甩”。
南都专访香港青年作家程皎旸
香港青年作家程皎旸
年轻人的野心好像台风
南都：《打风》这个书名有什么寓意？
程皎旸：《打风》这个集子，其实最早名字是叫《8号风球》。“8号风球”在香港是有很特色的一个词，台风是分级的，1号风球、3号风球，大家正常上班上学，但是到了8号就停课，也不用上班了，对于我这种打工人来讲就特开心，很窃喜。但是8号风球也很滑稽的，它通常工作日晚上悄悄地出现，等到中午12点之前八成就会改成3号，这样我们似乎永远只能放半天假。要么就是节假日的时候风球给你挂8号，到了节假日结束，马上就变成3号。
另外一层意思是，台风过后，尤其8号风球过后，香港可能有些树会倒了，一些广告牌会掉了，有一些老房子屋顶会被掀翻了。我们怎么面对我们的生活，怎么在这个七零八落的世界里再走出来，再正常去上班上学，这就是一个隐喻。我们的主角遇到人生风暴以后，她要怎么样去走出这样的困境，怎么样继续生活下去。
我的故事里面很多角色都是在大都会里面打拼的年轻人。比方说《狂夏夜游》里的女主角，她是一个保险行业起家的投资人，后面可能遇到了金融风暴；《海滨迷葬》的女主角其实是艺术行业的，因为一些事情，她隐姓埋名做了一个普通职员；又或者说《纸皮龟宅》里面，主角也是大广告公司里面一个策划人，当她要去帮大地产公司做洗白广告的时候，她该怎样抉择？在人生的风暴漩涡之中，很多年轻人依然是充满野心的，希望在大都会里面通过自己的实力去证明一些什么，获得一些什么，这个我觉得也很像一种来势汹汹的风，年轻人的那种野心就好像台风的感觉。
不过，后来我们成书的时候把书名改成了《打风》。是因为我跟我妈在聊天时，我说到8号风球，说“要打风了”。我在香港说广东话，“听日（明天）要打风了”，但广东话的语言我用普通话的调子讲出来，就很有意思，变成你要“打”这个风，但风是看不到的，我为什么要去打它？这个词就很有意思，具有粤语特色。还有一句粤语俗语是“打风都打唔甩”，它的意思是形容有些东西，连台风都刮不走。这句话逐渐也演变成一种幽默的形容，例如有次看了一个新闻，香港一个楼市开盘，那天是台风天，港媒的标题就是“香港人买楼打风都打唔甩”，形容大家就算面临台风危险，依然争先恐后抢楼花，很搞笑。放在其他的地方，也可以说一对情侣的爱情长长久久，“打风都打唔甩”。如此说来，用这句话来形容一个人对梦想的坚持，也很合适。我觉得“打风”这个词具有多种多样的意象可讲，所以用作了书名。
南都：《打风》里也使用到一些粤语，你怎么看小说写作中方言的使用？
程皎旸：我书写的时候，尽量用书面语去陈述情节和描写画面，但会夹杂一些粤语常见的词，比方说“今天我要返工了”，或者说“我要返家了”。为什么我要保留“返”这样一个动词？第一它能够反映出粤语特色；第二就是我本身也很喜欢这样一个词，它很有古风的感觉。
还有很多这样的字眼。例如在粤语里不会说“你吃饭了吗”，而是说“你食咗未”？用的是食物的食；不是“你食了没”，而是“你食了未”，“未”就比“没”听起来更古典 。当然，我也会尽可能选一些就算大家不太肯定其中含义，但也能猜到八九不离十的字眼，这样既能保留粤语的古典美，也不破坏阅读顺畅感。
“沉浸式”的香港写作
南都：你是香港的新移民，在香港念书并留港工作，一方面深深地融入这个城市的肌理，另一方面仍然是外来者和观察者。你怎么描述自己和香港这座城市的关系？
程皎旸：我前段时间去澳门文学节做分享嘉宾，有一个来自香港的观众，现场发言，说看完我的小说，觉得我是完全投入在香港这个城市中，去生活、去思考、去感受，是“沉浸式”书写香港，而不是旁观似的写作。我认同这样的说法。
我的香港写作，也随着我与这个城市的感情而有所成长。最初我关注在香港的异乡人。我大学毕业第一年，得香港青年文学奖的那篇小说叫《螺丝起子》，主角是一个为区议员做助理的新移民少女。故事里的区议员，主要为一个公屋社区服务，而那个社区，有很多需要帮助的新移民，恰好，女主角本身也是香港和内地跨境婚姻之下的孩子，这份工作唤醒了她遥远的有关家乡的回忆，也令她经历了一场青春风波。写那篇小说时，我在香港生活了四年多，离开校园，进入职场，一个职场小白，屡屡受挫，我与香港的感情，就好像拍拖到瓶颈期的情侣。
我在读大学的时候，身边还有一些内地来的同学，甚至还会遇到几个老乡。到我真正进入职场，身边其实全部都是本地人，很多时候整个公司里，就我一个是从内地过去的，我跟本地人一起工作，一起讨论，一起聊天，粤语进步飞快，但有时我无法真正理解同事们的笑点，始终觉得隔了一层什么东西，大概因为我们无法共享青春期的回忆，就算年纪差不多，但大家是看着不同的综艺节目、听着不同的电台夜话长大的。
在我去香港之前，我经常在荧屏上或小说里看到香港，我喜欢看TVB的电视剧，张爱玲、李碧华的小说，还有王家卫的电影。我一开始很迷恋呈现在文字或荧屏上的香港，但是当我真正进入到这座城市的时候，我觉得我跟它之间的荧屏被打破了。我从一个观众，一个很喜爱它的粉丝，穿越进了这个荧屏里面，好像进入一个沉浸式的大型的城市演出。
我一直觉得香港很像一种大型的舞台，这个城市跟北京或者跟上海有所不同，它的空间非常小，都是纵向发展，基本上每走几步就是一个风景，而且它的风景是完全不一样的。比方说我走在湾仔，这一条街的正面全部是非常靓丽的高楼大厦、玻璃幕墙，但是一个十字路口拐进去，里面就是唐楼、红灯区，挂那种黑色小帘子的情色酒吧——这就是我所见到的香港，它好像万花筒，而我就是在万花筒里面行走的一个人。
程皎旸的香港街拍。受访者供图
我很喜欢拍照，我会用手机拍一些街拍，抓拍街上的人。比方说我有留意到大街上很多驼背老太太，又矮又瘦，驼背大到令她们抬不起身子，她们多数会推着一个铁板车，车上堆满了纸皮，堆得比她们人还高。我好奇怎么香港会有这么多这样的驼背老太太？我才开始去查资料，发现原来这些老太太都是捡纸皮去卖钱，换取一些生活费，她们很穷，有的甚至没地方住。有一天晚上我回家，远远看见一个驼背老太太趴在地上，整理纸皮，我忽然觉得这个老太太特别像一个巨大的乌龟，因为她的驼背很像龟壳。我做了一些有关的资料搜索，然后写了《纸皮龟宅》。那篇小说就是讲一些捡纸皮的驼背老人，但我设计了很魔幻的情节，他们的驼背原来是可以打开的，里面有一个房子可以让他们住进去，因为无家可归，老无所依，宁可把自己变成乌龟，有了龟壳，就有地方住，很残酷的一个故事。
我对香港的观察经常就是这样。我在香港到目前为止也生活了快15年，但大街小巷发生的一些事情，依然持续给我灵感，启发我的写作。
而我自己本身也是这个城市里面的一员，我所感受到的香港是一个超级超级高效的城市，好像香港电梯都要比北京的快好多倍，而且它不仅快，电梯里的人还自动站在右边，让左边的人可以流动出来，让那些更着急的人可以更快地走上去。无形之中我也变成这样的人，我现在去了别的地方，其他城市，我都会觉得电梯太慢了，不够快，我感觉是这个城市对我的影响，于是慢慢也就有了香港文化附身的感觉。
程皎旸镜头里的香港。受访者供图
泳池是钢铁森林里的一小片海
南都：你在小说里好几个地方写到香港的泳池，这个意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程皎旸：我发现泳池是香港的一个特色，很多小区都有一个露天泳池。香港房子都很高，从小小的公寓窗户往下看，你会看到一片蓝色的方方的池子。香港阳光是非常强烈的，空气质量特别好，夏天来得也很早，从高楼俯瞰，我时常会被那块蓝色池子反射出的波光粼粼所吸引——我觉得这小泳池就是钢铁森林里面的一小片海。
香港是海滨城市，但香港的海，其实也是明码实价的。你给的钱越多，你看到的海越漂亮，你从半山上看到的是最美的维港。但如果你买不起，你还是想要海景房，你可以买“一线”海景，就是房子和房子中间隔了一点点海景。如果你买不起任何海景，你就看泳池，泳池也是一个小小的海景。我觉得这有一种黑色幽默的感觉。
南都：说起来，这本书的封面也是一幅海景，是你拍的吗？在什么情况下拍的？
程皎旸：封面是我拍的，很漂亮的海景。有一段时间，因为我那个时候还要租房子，就到不同小区去看房。当时去了油塘的一小区，在一个新开楼盘的样板间阳台上，俯瞰到了一片漂亮的海，海面上停满大大小小的船。那是一个豪宅，很小，零居室，二三十平，可能都要八九百万。价值千万的海景，我赶紧给它拍下来。
这本书的内封也是我拍的。有一天下雨，我在中环的置地广场，商场有个大落地窗，雨水打在落地窗上面，有双层巴士开过来，我就拍了这一张。
冷调叙述魔幻现实
南都：你的很多写作是由现实问题、社会现象启发的，但风格又比较天马行空甚至魔幻，你怎么去处理现实和虚构的关系？
程皎旸：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思考如何虚实结合，虚构与非虚构中间的那一道墙如何打破，这个度应该怎么样去衡量？我以前和朋友讲到过“我看香港”和“真实的香港”之间的关系。伍迪·艾伦有个电影叫《开罗紫玫瑰》，女主角很喜欢去看一个电影，有一天这个电影里的男主角居然从荧幕里走了出来，跟她谈恋爱——这种感觉很像我和香港之间的感觉。来到这个城市之前，我很喜欢看跟城市有关的文本、电影，我脑子里对香港的想象，就可能像王家卫影像中或张爱玲小说里写的香港。到我真正带着想象走进来，发现真实和我的想象始终是有不同的，而这种不同是一个能够很好冲击我心灵的微妙时刻。
当然，这也跟我的写作手法有关。虽然灵感来自于真实的新闻或者我亲眼所见的东西，但是我写的时候，可能会加入一些很迷幻或者超现实的情节。比方说《狂夏夜游》里有一段我自己很喜欢，在泳池里面，女主角感觉有人把她往下拉，然后突然变了一个生物出来，是像牛一样的鱼，鱼带着她穿到了另外一个人家里，她再从那个人家里面出来，沿山路慢慢走回到自己家。现实原型是什么？我现在住在西贡，我家对面真的有一座山，一条小路爬上去，就可以爬到非常知名的昂平高原。我锻炼走的那条山路，其实就是我小说里女主角从朋友家走下来的那条路。而且西贡一直有一个传说，在香港叫“西贡结界”，很多人到西贡爬山就迷路了，消失了，找不到了。《狂夏夜游》也有一点那个感觉，我把都市传说也杂糅进去。
最后结尾女主角真的来到海滨避风塘，看到一头牛，这个也是真实的，西贡真的有牛。西贡有海滨长廊，很多游客来玩，那里的生态环境很好，草坪上时常出现野牛，所以这个是很真实的画面。女主角看到那头牛，牛又变成了一条鱼，把她带回到泳池里。
我觉得香港给了我很好的创作基础，因为香港真的就是一个很魔幻的城市，你时不时能在中环里面碰到野猪，在巴士站碰到猴子，各种各样的动物出现在如此发达且人来人往的国际大都会里，是不是很神奇？其次我个人也还蛮喜欢看《聊斋》，我前段时间还翻了一下《山海经》，里面也有类似于牛和鱼结合的生物，我觉得这种生物蛮适合生活在南方，就把它加在了《狂夏夜游》里。但这篇小说的底色还是现实，女主角是卖保险起家的“New money”，但经历了一系列人生风暴后，一无所有。其实，在香港很多高才毕业了以后找不到工作，就加入了保险行业。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朋友圈是很浮夸的，什么百万圆桌会议啊，开很多浮夸的游艇派对啊，好像很赚钱的感觉。有段时间我也在保险公司里面做市场营销，也知道保险行业的一些事情。你看上去好像很努力地阶级爬坡了，但也许背后是贷了很多款，才有了体面的生活，这些都是梦幻泡影，经不起风浪的，一场风波来了，啪一下你就被打回原形。《狂夏夜游》的底色非常现实，香港就是一个金融之都，很多人表面光鲜，但你不知道它这个光鲜到底怎么来的，你也不知道这光鲜它第二天又会怎样。
香港青年作家程皎旸。
南都：你生在武汉，长在北京，读大学和工作在香港，这三个城市对你的性格产生了什么影响？
程皎旸：我觉得是性格上的一个杂糅。武汉人比较直爽，而且武汉的女人是很厉害的，武汉话有个词叫“女将”，就是专门来形容女性。这个词，一下子就带出武汉女人那种泼辣、勇敢、心直口快的感觉。我小学时候很喜欢看武汉作家池莉的书，特别喜欢她一个用武汉话书写的小说，叫《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非常巧妙地用一些方言，甚至是“汉骂”，带出武汉人彪悍、豪爽但又有点“苦中作乐”的特色。
10岁之后到了北京，我发现北京文化跟武汉不一样，北京的同学很逗、很贫，很多不同的话题，生活也挺多姿多彩。毕竟北京是更大的一个城市。我在小学时，跟其他北京同学一起，参加了七色光管乐队的训练，集体去天安门还有人民大会堂演出，那是我第一次参加那么大型的活动。有段时间我的性格也很“北京大妞”，说京片子，对人都很热情。
但是这种热情到了香港是行不通的。我一到香港就发现自己过于热情，可能把同学吓坏了。逐渐我发现在香港，大家很多时候几乎没有表情，跟你说话也很礼貌克制，哪怕内心已经千军万马，但表面风平浪静。我在香港住久了，慢慢也变成那样子。可能因为这个城市速度极快，人们没有太多时间跟你说那么多闲话，而如果要说闲话，也要在特定的场合才说。香港人很有秩序感，例如在公交上不会吃东西，也不会大声说话，车厢里都蛮安静的。这导致我在文笔上也会变得会更克制一点，更偏冷调一点，听上去波澜不惊，但是里面讲的东西是很可怕的，由此产生更大的戏剧张力，我觉得这也是我小说的特色。
相比于欧洲那些牛气冲天的教皇和主教，中国从未出现可以和皇权对抗的神权领袖，更不要说和皇权斗争了。
原因用一句话解释就是——中国没有全民性宗教，也没有全民宗教生长的土壤。
先秦时期，中国虽然将祭祀看的很重，却没有像同时代的犹太人一样搞出一个宗教来，而是一种很原始的祭祀活动。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确定了中国神权的主体——天。
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应该说影响了之后两千年的中国一切的政治文化思想。
秦始皇在玉玺上刻上了“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这八个大字，这就代表了那个时代对神权的基本看法——皇帝人间最大，那么谁比皇帝大呢？天，天比皇帝大。
在基督教文明里，至高无上的存在是上帝。在伊斯兰教文明里，至高无上的是真主，在亚伯拉罕宗教里，真主和上帝都是同一个存在。但是最重要的是，真主也好上帝也好，在人间是有代言人的！
按照基督教的说法，上帝的儿子是耶稣。按照伊斯兰教的说法，穆罕默德是先知，引导我们信奉真主。发展到后来，教皇成了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人，阿訇们成了伊斯兰教的权威。这些教权神权在人间的代表，就构成了这些文明里神权存在的基础——神仙他老人家再厉害，也是要在人间有代言人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