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服义母·息子生于心痛：《息子耳目》电影中的丧服与孝道诠释，原创 为什么欧洲的农民不斗地主，不像中国古代的农民，动不动就揭竿而起？特朗普留学生禁令被“叫停”，这场大戏远没有结束 | 京酿馆这个常年霸榜年级第一的姑娘，早就把未名湖畔的博雅塔画在了笔记本扉页。
高一（1）班 张明
电影《息子耳目》，以中国传统家庭情感和道德观念为核心主题，通过细腻描绘了主人公李国华在丧服之下对儿子的深深思念和对逝去亲人的深切哀悼。影片通过主角李国华的丧服、义母的教育以及他内心的悲痛三个层次，深入探讨了丧服与孝道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揭示出一个深刻的人生哲理。
在丧服这一关键环节，电影巧妙地利用了传统礼仪文化中的丧服制度。李国华身为人父，面对失去亲人的悲痛，他不得不遵循丧服的规矩，穿戴整齐，以示尊重和哀思。这种仪式化的表达方式一方面表现出他对母亲的深厚感情和对去世亲人的敬仰之情，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对传统丧礼文化的敬畏和传承。丧服的穿着也折射出了一种对孝道精神的强调，即尽孝应当从日常生活中的一点一滴做起，而不是等到失去亲人才来哀悼。
接着，电影通过义母的教育，将丧服与孝道进一步深化。义母是一位深明大义、教子有方的老者，她以其亲身经历教导李国华应该如何对待丧事，如何正确看待亲人离世的过程。义母告诉她，“人生无常，但人情却长。”她告诉李国华，真正的孝顺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关心，更是对生命意义的深度理解与追求。义母引导李国华思考活着的意义，告诉他，即使父母离去，我们也要活出自己的价值，让生活充满意义，让亲情永存心间。
电影展示了李国华在丧服中内心的痛苦和无奈。他深深地感到，虽然失去了亲人的陪伴，但他仍然珍视那份对他来说无比珍贵的情感——对母亲的怀念和对父亲的愧疚。李国华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能够承受丧服的严苛，他开始质疑自己是否真的爱过母亲，是否真正做到了孝顺。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开始意识到，真正的孝顺并不只是一种形式上的遵从，更是一种内心深处的自我接纳和自我反思。他开始明白，只有当一个人真正理解并接纳自己的过去，才能更好地迎接未来，走向更美好的人生之路。
《息子耳目》电影通过展示丧服与孝道的密切关系，揭示了人生的真谛。它告诉我们，丧服不仅是生命的结束，也是新的开始。而孝道，则是面对生离死别时的正确态度和行为规范。在这部影片中，李国华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传统家庭情感和道德观念的魅力，也提醒我们在面对生死离别时，要懂得理解和接受生活的残酷，珍惜身边的亲人，用实际行动表达我们的爱和感恩。
在中国与欧洲的历史演进中，农民运动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中国古代农民起义频发，规模宏大且影响深远，甚至多次改写王朝命运；
反观欧洲，中世纪时期农民暴动不仅数量稀少，规模与影响力也远不及中国。这种鲜明的对比背后，蕴含着气候环境、政治制度、文化结构等多重因素的深刻影响。
从数量和规模来看，中国农民起义堪称世界历史上的独特现象。自秦末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拉开农民起义的序幕，此后各朝各代，农民起义多如牛毛。
西汉末年的绿林赤眉起义、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隋朝末年的农民战争、唐朝末年的黄巢起义、元末的红巾军起义、明末李自成与张献忠起义，以及清朝的太平天国运动等，每一场起义都规模浩大，参与人数动辄数十万甚至上百万，持续时间短则数年，长则十余年，波及范围常席卷大半个国家。
这些起义不仅造成人口的断崖式下跌，还导致经济和技术水平大幅倒退。例如东汉末年，曹操在《蒿里行》中描绘“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生动展现了农民战争后的惨烈景象。
相较之下，欧洲中世纪的农民暴动显得“微不足道”。从公元800年到1600年，欧洲仅发生十余次规模较大的农民暴动，英国、法国、德国各有三次，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各一次。
以英国1381年的瓦特·泰勒农民起义为例，这已是英国历史上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然而泰勒被杀后，起义仅持续半个月便宣告结束。即使是欧洲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德国农民战争，30万农民武装也仅在德国中南部坚持一年便被扑灭。
这些暴动波及范围有限，对欧洲历史进程影响甚微，更未引发改朝换代。气候因素是造成中西农民运动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文明核心区域位于黄河、长江中下游的大陆季风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旱灾、洪灾频发。旱灾尤其致命，其波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常引发蝗灾，导致粮食绝收，百姓陷入绝境。
一旦遭遇灾害，若朝廷救灾不力，大量流民聚集，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成为农民起义的导火索。而欧洲受北大西洋暖流影响，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冬暖夏凉，旱涝灾害较少。
在公元1300年之前的300年里，欧洲气候温暖，人口持续增长，期间未发生重大农民暴动。直到14世纪小冰期来临，气候变冷引发粮食减产和饥荒，农民暴动才逐渐增多，但主要问题是气温低、雨水多，而非严重干旱，因此欧洲农民起义的规模和激烈程度相对有限。
政治结构的差异同样深刻影响着中西农民运动的走向。自秦朝起，中国建立起中央集权制度，庞大的皇室、官僚系统和军队所需的庞大开支，最终都转嫁到农民身上。
中国农民不仅受地主剥削，还要承受朝廷和地方官的层层盘剥。加之地方官外任制，部分贪官为谋取私利，对百姓肆意搜刮。而欧洲中世纪长期处于小国林立、封建割据状态，国王直接管辖的官僚和军队规模较小，权力受限，且存在议会等机构对王权进行制约。
欧洲农民主要受封建领主或庄园主的剥削，领主与农民世代生活在同一地区，出于长远利益考虑，不敢过度压榨农民，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会带领农民反抗不合理的摊派。
此外，中国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使得朝廷政策全国统一，一旦出现不良政策，将影响全国农民，农民起义容易迅速蔓延，且矛头往往直指朝廷和皇帝；而欧洲农民暴动多针对当地领主，诉求较为温和，如减税、涨福利、取消农奴制等，较少将推翻国王作为目标。
民间知识分子的参与程度也是中西农民运动呈现不同态势的关键因素。在中国，由于科举制度的存在以及造纸术、印刷术的先进，基础教育较为发达，民间知识分子数量众多。
然而，官场容纳能力有限，大量读书人无法通过科举进入体制，他们对百姓疾苦感同身受，又因仕途不顺而愤世嫉俗。
这些民间知识分子参与农民起义后，在政治上为起义军树立更高目标，如朱升为朱元璋提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战略，帮助其奠定基业；
在组织上协助起义军进行军事管理、外交谈判等事务，提升了农民军的战斗力和组织性。反观欧洲，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多被天主教会吸纳，民间文化人较少。
欧洲农民暴动的领导者多为农民工匠，缺乏政治目标和组织管理能力，仅德国农民战争因有托马斯·闵采尔（神学博士）、穆勒（职业军人）、希普勒和盖尔（贵族）等有文化、有见识的人领导，成为唯一提出明确政治纲领的暴动，这也得益于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的推动。
此外，君权神授观念、等级制度、宗族势力、宗教影响以及军政结构等方面的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西农民运动的发展。
中国的君权神授观念在农民起义中常被打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体现了农民对皇权的挑战；而欧洲的君权神授观念更为稳固，农民对国王的反抗相对较少。
中国的宗族势力在农民起义中有时会起到凝聚力量的作用，而欧洲的社会结构与之不同。宗教方面，中国的民间宗教在农民起义中常成为动员群众的工具，欧洲的宗教则更多地服务于封建统治秩序。
综上所述，中国与欧洲农民运动的差异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气候环境决定了中国农民面临更多生存危机，政治制度导致中国农民承受更大压迫，民间知识分子的参与则增强了农民起义的组织性和政治目标。
▲这是4月15日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拍摄的哈佛大学校园的一处大门。图/新华社
近段时间，美国特朗普政府对著名常春藤盟校——马萨诸塞州的哈佛大学进行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打压，引发了全球性关注。据财联社报道，当地时间周四(5月29日)，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一名法官发布一项命令，“叫停”了特朗普政府禁止哈佛大学招收外国学生的政策。该法院法官艾莉森·伯勒斯当天就该案举行听证会。法院网站最新信息显示，此前发布的临时限制令将继续有效，待各方协商并提交提议供法官下一步审议之后，将发布最终的初步禁令。
特朗普的“小连招”
事实上早在特朗普上台前，其本人及其铁杆支持群体就不断放风，指责招收了较多留学生且时常传出同情巴勒斯坦民众言论的哈佛大学“反犹”，特朗普甚至扬言“一旦上台就好好收拾一番”。
3月31日，特朗普政府围剿哈佛的第一枪打出。一个由多个联邦机构组成的特别工作组宣布，将审查该校约90亿美元的合同和拨款，要求校方“彻底改革招聘和教学制度”；4月14日，美国国土安全部以哈佛“拒绝配合”为由，单方面冻结了联邦提供给哈佛的22亿资金；4—5月间，美国政府认定哈佛大学没有资格获得新的联邦研究经费，八个联邦机构将终止向美国哈佛大学提供另外4.5亿美元的拨款。
5月2日，特朗普扬言将用行政命令要求国税局取消哈佛大学免税资格，这是美国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惊世骇俗举措，立即引发强烈争议；5月22日，美国国土安全部宣布，撤销哈佛大学参与“学生与交流访问者计划”，这实际上意味着哈佛大学不仅丧失了继续招收外国学生的资格，甚至已在校的外国学生也面临要么转学、要么前功尽弃的窘境。
5月25日、26日和28日，特朗普接二连三在社交平台发布情绪激动、措辞尖刻的言论，指责哈佛校方“招收了太多对美国一点也不友好的外国学生，而且不像哥伦比亚大学那样乖乖听话”，嘲笑哈佛“不听话，还在挣扎反抗，每次挣扎反抗都会再损失2.5亿美元”，威胁将把更多原本拨给哈佛等名校的联邦资金转给职业学校等，声称哈佛大学的外国学生比例应限制在15%左右（2024—2025学年有6793人，占比27%）。5月27日，美国政府又宣布将削减哈佛大学1亿美元的联邦合同。
特朗普政府的“小连招”已从哈佛扩散到全美高校。5月27日，美国政府暂停外国生源学生签证面试安排，同时宣布扩大对留学生社交媒体活动的审查。正如许多学者早已预言的，特朗普针对哈佛一校的“点杀伤”，正在他本人的步步算计、层层紧逼下，演变为针对整个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面杀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