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揭秘：精准评估女性M度接受程度的全新自测表，#半岛青年说# “电子保姆”蛀蚀的岂止家庭情感香港青年作家程皎旸：年轻人坚持梦想“打风都打唔甩”首先，伊朗与美国正在进行谈判，德黑兰准备签署一项有条件的核协议，以换取西方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但谈判进行得似乎不太顺利。
以科技赋能，深度揭秘：精准评估女性M度接受程度的全新自测表
在现代社会中，衡量一个女性是否具有接纳能力、自我价值实现和生活满意度的重要指标之一，便是其性别认同度（M）的评估。随着社会多元化的发展，人们对性别认同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化，尤其在女性群体中，如何全面、客观地评估其对自身性别角色的认知和认同程度，已成为许多女性关注的重点问题。为此，一款全新的自测表应运而生——"M度评估指数"。
该自测表的核心理念是将个体的性别认同水平与生理、心理和社会环境等因素相综合考虑，通过科学的数据分析和量化标准来评估女性在M度上的综合表现。以下是一份详细的"M度评估指数"自测表及其解析：
1. 身体状况指数（BMI指数）
"M度评估指数"包括身体状况指数（BMI），这是衡量女性身体健康的重要指标。BMI的计算公式为：体重（kg）/身高（m）^2。高BMI可能意味着女性在营养摄入、运动习惯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困难，这可能会增加其M度的评估难度。在自测表中，对于BMI值的评估将以全球通用的标准（WHO）为准，即BMI≥25.0为肥胖，BMI≥30.0为超重，BMI≤25.0为正常范围。
2. 性别认同评估问卷
"M度评估指数"还包括性别认同评估问卷（SIE）。此问卷由一系列关于女性对自己性别的认识、理解以及期望等问题进行调查，旨在了解女性对自身的性别认知和认同程度。其中，问题涵盖了以下几个方面：
- 对自身性别特征的认识：例如，女性认为自己的性别是什么样的？有什么独特的性别特质或特点？ - 自我感知：例如，女性是否感到自己在日常生活中被同性恋、异性恋或其他少数族裔所排斥？是否在某些场合下会感到不安、焦虑或自卑？ - 性取向认同：例如，女性对自己的性取向持何种态度？愿意接受多种性取向的人群吗？选择成为同性恋者、跨性别者或其他非传统性别者的人是否多于男性？ - 社会文化适应性：例如，女性是否能够在不同性别环境中取得成功？如工作、家庭、社交等，并且能够妥善处理遇到的各种性别角色挑战？
3. 心理压力指数（PDI）
除了生理因素外，心理压力也是影响女性性别认同的一个重要因素。"M度评估指数"将通过评估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心理健康状况，如情绪稳定性、应对压力的能力、抗逆力等，来预测其M度的评估结果。具体方法可能包括采用量表测量（如ADIS、TAT）或者进行深度访谈等方式收集相关数据。
4. 社会支持网络评价（SNR）
除了个人层面的因素，社会支持网络的质量也直接影响到女性的M度评估。"M度评估指数"可以利用网络评分系统，评估女性的社会支持网络对其M度的影响。例如，女性的社会支持网络成员类型（亲人、朋友、同事等）、支持程度（支持的程度与时间）、是否主动寻求帮助、是否感到孤独、是否具备足够的安全感等都是评价因素。
5. 人际关系状况评价（RC）
"M度评估指数"还会结合人际关系状况，考察女性在与他人关系中的认同感和包容性，以确定其M度的评估。例如，女性能否在日常生活中和谐相处，处理冲突时是否有包容和理解的态度，是否愿意倾听他人的观点和感受等。
"M度评估指数"旨在通过综合运用身体状况、性别认同评估问卷、心理压力指数、社会支持网络评价和人际关系状况评价等多个
近日，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新作《焦虑的一代》中文版引发热议。该书揭示了儿童成长过程中“手机式童年”取代“玩耍式童年”的异化现象——本该充满嬉戏打闹的时光被静默地电子屏幕吞噬，亲子间温暖的拥抱对话变成无声的屏幕共享。这背后是“偷懒式育儿”大行其道，批量制造着社交退缩、情感饥渴的“数码原住民”。
“别哭了，给你看手机”这一高频出现的育儿用语，已然成为当代家庭教育困境的缩影。相关调查研究表明，高达84.1%的家长注意到，身边普遍存在用手机安抚儿童的现象。当孩子的情感需求化为泪水时，不少父母的第一反应不是张开怀抱，而是递上那闪烁的屏幕，使其充当“电子保姆。”更令人忧虑的是，以“安全”“忙碌”为名，许多孩子被长久禁锢于室内的电子围栏之中。这种“省事儿”的育儿方式或许能让家长快速化解眼前的育儿难题，但是对孩子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容轻视。
首先，它扼杀了社交能力的萌芽。心理学界公认，3岁到6岁是培养孩子社交能力的关键时期。然而，电子产品的低龄化沉迷，将孩子困在虚拟世界，剥夺了必要的现实社交“练兵场”。孩子因长期沉浸虚拟世界，缺少真实的人际交往，逐渐变得孤僻内向，成为了情感表达的“失语者”，人际交往中手足无措的“局外人”。
其次，它熄灭了孩子创造与思考的火花。当家长习惯于通过网络搜索替代引导式教育，儿童解决问题的思维过程也被简化为信息检索的过程。长此以往，“深度认知惰性”如藤蔓滋生，孩子独立思考的筋骨被软化，创新实践的羽翼遭折断。更致命的是，它还蛀蚀着家庭情感的基石。亲子互动日益“虚拟化”，“数字孤岛”现象蔓延——同一屋檐下，各自为屏，物理共处却精神疏离，不知不觉中，亲子关系的纽带也在不断弱化。
育儿是一场无法重来的人生修行，任何 “偷懒” 行为都可能成为孩子成长路上的羁绊。带孩子去触摸泥土的湿润，聆听鸟儿的欢唱，在公园奔跑时感受风的吹拂——这些看似平凡的瞬间，才是构筑孩子精神世界的基石。因为真正能滋养心灵的，从来不是屏幕里的虚拟奖励，而是现实世界中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共振。
作者：2024级新闻系本科生 周梦佳；指导教师：黄玲
年轻的程皎旸身上有一种杂糅的气质：武汉人的直率、北京人的幽默、香港人的干练和拼搏进取。她是香港新一代异军突起的写作者，以“新移民”身份，游走在巨幅玻璃幕墙和窄小街巷之间，随手攫取一个个光怪陆离的香港故事。
今年5月，程皎旸的中篇小说集《打风》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录《狂夏夜游》《香港快车》《海滨迷葬》等11篇作品，荒诞而迷醉的传奇外壳下，包裹着冷峻的现实内核，批评家称其为“新南方写作”的有力实践，“凸显了新一代香港书写的广阔可能”。
程皎旸在武汉出生，北京长大，18岁移居香港，是香港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毕业留港，她从事过多份职业，从文化记者、国际4A广告公司策划师，到金融集团市场营销、大学讲师……也借由工作之机，深入香港社会的方方面面。
“在去香港之前，我经常在荧屏上或小说里看到香港，我喜欢看TVB的电视剧，张爱玲、李碧华的小说，还有王家卫的电影……但是当我真正进入到香港的时候，我觉得我跟它之间的荧屏被打破了。我从一个观众，一个很喜爱它的粉丝，穿越进了这个荧屏里面，好像进入一个沉浸式的大型城市演出。”程皎旸告诉南都记者。
当现实和想象之间呈现落差，正是文学灵感闪现的微妙时刻。程皎旸敏锐地关注社会问题，又宽和地接受香港文化对自身潜移默化的影响。她故事里的主角大多是在香港打拼的年轻人：有实现阶层爬坡但因金融风暴破产的投资者，隐姓埋名去游艇会做小职员的艺术家，广告公司处理公关危机的资深策划……对这些青年才俊而言，理想耀眼，揾食艰难，在时代和资本的卷裹下，她们看似平坦的前途会在霎那间波诡云谲。但“在人生的风暴漩涡中，很多年轻人依然是充满野心的”，这种野心就像来势汹汹的台风，具有摧枯拉朽的更新力量。
香港人把刮台风称作“打风”，在程皎旸眼里，时代洪流中、繁荒世相下，年轻人对理想的坚持，正如一句粤语俗语所言，“打风都打唔甩”。
南都专访香港青年作家程皎旸
香港青年作家程皎旸
年轻人的野心好像台风
南都：《打风》这个书名有什么寓意？
程皎旸：《打风》这个集子，其实最早名字是叫《8号风球》。“8号风球”在香港是有很特色的一个词，台风是分级的，1号风球、3号风球，大家正常上班上学，但是到了8号就停课，也不用上班了，对于我这种打工人来讲就特开心，很窃喜。但是8号风球也很滑稽的，它通常工作日晚上悄悄地出现，等到中午12点之前八成就会改成3号，这样我们似乎永远只能放半天假。要么就是节假日的时候风球给你挂8号，到了节假日结束，马上就变成3号。
另外一层意思是，台风过后，尤其8号风球过后，香港可能有些树会倒了，一些广告牌会掉了，有一些老房子屋顶会被掀翻了。我们怎么面对我们的生活，怎么在这个七零八落的世界里再走出来，再正常去上班上学，这就是一个隐喻。我们的主角遇到人生风暴以后，她要怎么样去走出这样的困境，怎么样继续生活下去。
我的故事里面很多角色都是在大都会里面打拼的年轻人。比方说《狂夏夜游》里的女主角，她是一个保险行业起家的投资人，后面可能遇到了金融风暴；《海滨迷葬》的女主角其实是艺术行业的，因为一些事情，她隐姓埋名做了一个普通职员；又或者说《纸皮龟宅》里面，主角也是大广告公司里面一个策划人，当她要去帮大地产公司做洗白广告的时候，她该怎样抉择？在人生的风暴漩涡之中，很多年轻人依然是充满野心的，希望在大都会里面通过自己的实力去证明一些什么，获得一些什么，这个我觉得也很像一种来势汹汹的风，年轻人的那种野心就好像台风的感觉。
不过，后来我们成书的时候把书名改成了《打风》。是因为我跟我妈在聊天时，我说到8号风球，说“要打风了”。我在香港说广东话，“听日（明天）要打风了”，但广东话的语言我用普通话的调子讲出来，就很有意思，变成你要“打”这个风，但风是看不到的，我为什么要去打它？这个词就很有意思，具有粤语特色。还有一句粤语俗语是“打风都打唔甩”，它的意思是形容有些东西，连台风都刮不走。这句话逐渐也演变成一种幽默的形容，例如有次看了一个新闻，香港一个楼市开盘，那天是台风天，港媒的标题就是“香港人买楼打风都打唔甩”，形容大家就算面临台风危险，依然争先恐后抢楼花，很搞笑。放在其他的地方，也可以说一对情侣的爱情长长久久，“打风都打唔甩”。如此说来，用这句话来形容一个人对梦想的坚持，也很合适。我觉得“打风”这个词具有多种多样的意象可讲，所以用作了书名。
南都：《打风》里也使用到一些粤语，你怎么看小说写作中方言的使用？
程皎旸：我书写的时候，尽量用书面语去陈述情节和描写画面，但会夹杂一些粤语常见的词，比方说“今天我要返工了”，或者说“我要返家了”。为什么我要保留“返”这样一个动词？第一它能够反映出粤语特色；第二就是我本身也很喜欢这样一个词，它很有古风的感觉。
还有很多这样的字眼。例如在粤语里不会说“你吃饭了吗”，而是说“你食咗未”？用的是食物的食；不是“你食了没”，而是“你食了未”，“未”就比“没”听起来更古典 。当然，我也会尽可能选一些就算大家不太肯定其中含义，但也能猜到八九不离十的字眼，这样既能保留粤语的古典美，也不破坏阅读顺畅感。
“沉浸式”的香港写作
南都：你是香港的新移民，在香港念书并留港工作，一方面深深地融入这个城市的肌理，另一方面仍然是外来者和观察者。你怎么描述自己和香港这座城市的关系？
程皎旸：我前段时间去澳门文学节做分享嘉宾，有一个来自香港的观众，现场发言，说看完我的小说，觉得我是完全投入在香港这个城市中，去生活、去思考、去感受，是“沉浸式”书写香港，而不是旁观似的写作。我认同这样的说法。
我的香港写作，也随着我与这个城市的感情而有所成长。最初我关注在香港的异乡人。我大学毕业第一年，得香港青年文学奖的那篇小说叫《螺丝起子》，主角是一个为区议员做助理的新移民少女。故事里的区议员，主要为一个公屋社区服务，而那个社区，有很多需要帮助的新移民，恰好，女主角本身也是香港和内地跨境婚姻之下的孩子，这份工作唤醒了她遥远的有关家乡的回忆，也令她经历了一场青春风波。写那篇小说时，我在香港生活了四年多，离开校园，进入职场，一个职场小白，屡屡受挫，我与香港的感情，就好像拍拖到瓶颈期的情侣。
我在读大学的时候，身边还有一些内地来的同学，甚至还会遇到几个老乡。到我真正进入职场，身边其实全部都是本地人，很多时候整个公司里，就我一个是从内地过去的，我跟本地人一起工作，一起讨论，一起聊天，粤语进步飞快，但有时我无法真正理解同事们的笑点，始终觉得隔了一层什么东西，大概因为我们无法共享青春期的回忆，就算年纪差不多，但大家是看着不同的综艺节目、听着不同的电台夜话长大的。
在我去香港之前，我经常在荧屏上或小说里看到香港，我喜欢看TVB的电视剧，张爱玲、李碧华的小说，还有王家卫的电影。我一开始很迷恋呈现在文字或荧屏上的香港，但是当我真正进入到这座城市的时候，我觉得我跟它之间的荧屏被打破了。我从一个观众，一个很喜爱它的粉丝，穿越进了这个荧屏里面，好像进入一个沉浸式的大型的城市演出。
我一直觉得香港很像一种大型的舞台，这个城市跟北京或者跟上海有所不同，它的空间非常小，都是纵向发展，基本上每走几步就是一个风景，而且它的风景是完全不一样的。比方说我走在湾仔，这一条街的正面全部是非常靓丽的高楼大厦、玻璃幕墙，但是一个十字路口拐进去，里面就是唐楼、红灯区，挂那种黑色小帘子的情色酒吧——这就是我所见到的香港，它好像万花筒，而我就是在万花筒里面行走的一个人。
程皎旸的香港街拍。受访者供图
我很喜欢拍照，我会用手机拍一些街拍，抓拍街上的人。比方说我有留意到大街上很多驼背老太太，又矮又瘦，驼背大到令她们抬不起身子，她们多数会推着一个铁板车，车上堆满了纸皮，堆得比她们人还高。我好奇怎么香港会有这么多这样的驼背老太太？我才开始去查资料，发现原来这些老太太都是捡纸皮去卖钱，换取一些生活费，她们很穷，有的甚至没地方住。有一天晚上我回家，远远看见一个驼背老太太趴在地上，整理纸皮，我忽然觉得这个老太太特别像一个巨大的乌龟，因为她的驼背很像龟壳。我做了一些有关的资料搜索，然后写了《纸皮龟宅》。那篇小说就是讲一些捡纸皮的驼背老人，但我设计了很魔幻的情节，他们的驼背原来是可以打开的，里面有一个房子可以让他们住进去，因为无家可归，老无所依，宁可把自己变成乌龟，有了龟壳，就有地方住，很残酷的一个故事。
我对香港的观察经常就是这样。我在香港到目前为止也生活了快15年，但大街小巷发生的一些事情，依然持续给我灵感，启发我的写作。
而我自己本身也是这个城市里面的一员，我所感受到的香港是一个超级超级高效的城市，好像香港电梯都要比北京的快好多倍，而且它不仅快，电梯里的人还自动站在右边，让左边的人可以流动出来，让那些更着急的人可以更快地走上去。无形之中我也变成这样的人，我现在去了别的地方，其他城市，我都会觉得电梯太慢了，不够快，我感觉是这个城市对我的影响，于是慢慢也就有了香港文化附身的感觉。
程皎旸镜头里的香港。受访者供图
泳池是钢铁森林里的一小片海
南都：你在小说里好几个地方写到香港的泳池，这个意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程皎旸：我发现泳池是香港的一个特色，很多小区都有一个露天泳池。香港房子都很高，从小小的公寓窗户往下看，你会看到一片蓝色的方方的池子。香港阳光是非常强烈的，空气质量特别好，夏天来得也很早，从高楼俯瞰，我时常会被那块蓝色池子反射出的波光粼粼所吸引——我觉得这小泳池就是钢铁森林里面的一小片海。
香港是海滨城市，但香港的海，其实也是明码实价的。你给的钱越多，你看到的海越漂亮，你从半山上看到的是最美的维港。但如果你买不起，你还是想要海景房，你可以买“一线”海景，就是房子和房子中间隔了一点点海景。如果你买不起任何海景，你就看泳池，泳池也是一个小小的海景。我觉得这有一种黑色幽默的感觉。
南都：说起来，这本书的封面也是一幅海景，是你拍的吗？在什么情况下拍的？
程皎旸：封面是我拍的，很漂亮的海景。有一段时间，因为我那个时候还要租房子，就到不同小区去看房。当时去了油塘的一小区，在一个新开楼盘的样板间阳台上，俯瞰到了一片漂亮的海，海面上停满大大小小的船。那是一个豪宅，很小，零居室，二三十平，可能都要八九百万。价值千万的海景，我赶紧给它拍下来。
这本书的内封也是我拍的。有一天下雨，我在中环的置地广场，商场有个大落地窗，雨水打在落地窗上面，有双层巴士开过来，我就拍了这一张。
冷调叙述魔幻现实
南都：你的很多写作是由现实问题、社会现象启发的，但风格又比较天马行空甚至魔幻，你怎么去处理现实和虚构的关系？
程皎旸：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思考如何虚实结合，虚构与非虚构中间的那一道墙如何打破，这个度应该怎么样去衡量？我以前和朋友讲到过“我看香港”和“真实的香港”之间的关系。伍迪·艾伦有个电影叫《开罗紫玫瑰》，女主角很喜欢去看一个电影，有一天这个电影里的男主角居然从荧幕里走了出来，跟她谈恋爱——这种感觉很像我和香港之间的感觉。来到这个城市之前，我很喜欢看跟城市有关的文本、电影，我脑子里对香港的想象，就可能像王家卫影像中或张爱玲小说里写的香港。到我真正带着想象走进来，发现真实和我的想象始终是有不同的，而这种不同是一个能够很好冲击我心灵的微妙时刻。
当然，这也跟我的写作手法有关。虽然灵感来自于真实的新闻或者我亲眼所见的东西，但是我写的时候，可能会加入一些很迷幻或者超现实的情节。比方说《狂夏夜游》里有一段我自己很喜欢，在泳池里面，女主角感觉有人把她往下拉，然后突然变了一个生物出来，是像牛一样的鱼，鱼带着她穿到了另外一个人家里，她再从那个人家里面出来，沿山路慢慢走回到自己家。现实原型是什么？我现在住在西贡，我家对面真的有一座山，一条小路爬上去，就可以爬到非常知名的昂平高原。我锻炼走的那条山路，其实就是我小说里女主角从朋友家走下来的那条路。而且西贡一直有一个传说，在香港叫“西贡结界”，很多人到西贡爬山就迷路了，消失了，找不到了。《狂夏夜游》也有一点那个感觉，我把都市传说也杂糅进去。
最后结尾女主角真的来到海滨避风塘，看到一头牛，这个也是真实的，西贡真的有牛。西贡有海滨长廊，很多游客来玩，那里的生态环境很好，草坪上时常出现野牛，所以这个是很真实的画面。女主角看到那头牛，牛又变成了一条鱼，把她带回到泳池里。
我觉得香港给了我很好的创作基础，因为香港真的就是一个很魔幻的城市，你时不时能在中环里面碰到野猪，在巴士站碰到猴子，各种各样的动物出现在如此发达且人来人往的国际大都会里，是不是很神奇？其次我个人也还蛮喜欢看《聊斋》，我前段时间还翻了一下《山海经》，里面也有类似于牛和鱼结合的生物，我觉得这种生物蛮适合生活在南方，就把它加在了《狂夏夜游》里。但这篇小说的底色还是现实，女主角是卖保险起家的“New money”，但经历了一系列人生风暴后，一无所有。其实，在香港很多高才毕业了以后找不到工作，就加入了保险行业。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朋友圈是很浮夸的，什么百万圆桌会议啊，开很多浮夸的游艇派对啊，好像很赚钱的感觉。有段时间我也在保险公司里面做市场营销，也知道保险行业的一些事情。你看上去好像很努力地阶级爬坡了，但也许背后是贷了很多款，才有了体面的生活，这些都是梦幻泡影，经不起风浪的，一场风波来了，啪一下你就被打回原形。《狂夏夜游》的底色非常现实，香港就是一个金融之都，很多人表面光鲜，但你不知道它这个光鲜到底怎么来的，你也不知道这光鲜它第二天又会怎样。
香港青年作家程皎旸。
南都：你生在武汉，长在北京，读大学和工作在香港，这三个城市对你的性格产生了什么影响？
程皎旸：我觉得是性格上的一个杂糅。武汉人比较直爽，而且武汉的女人是很厉害的，武汉话有个词叫“女将”，就是专门来形容女性。这个词，一下子就带出武汉女人那种泼辣、勇敢、心直口快的感觉。我小学时候很喜欢看武汉作家池莉的书，特别喜欢她一个用武汉话书写的小说，叫《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非常巧妙地用一些方言，甚至是“汉骂”，带出武汉人彪悍、豪爽但又有点“苦中作乐”的特色。
10岁之后到了北京，我发现北京文化跟武汉不一样，北京的同学很逗、很贫，很多不同的话题，生活也挺多姿多彩。毕竟北京是更大的一个城市。我在小学时，跟其他北京同学一起，参加了七色光管乐队的训练，集体去天安门还有人民大会堂演出，那是我第一次参加那么大型的活动。有段时间我的性格也很“北京大妞”，说京片子，对人都很热情。
但是这种热情到了香港是行不通的。我一到香港就发现自己过于热情，可能把同学吓坏了。逐渐我发现在香港，大家很多时候几乎没有表情，跟你说话也很礼貌克制，哪怕内心已经千军万马，但表面风平浪静。我在香港住久了，慢慢也变成那样子。可能因为这个城市速度极快，人们没有太多时间跟你说那么多闲话，而如果要说闲话，也要在特定的场合才说。香港人很有秩序感，例如在公交上不会吃东西，也不会大声说话，车厢里都蛮安静的。这导致我在文笔上也会变得会更克制一点，更偏冷调一点，听上去波澜不惊，但是里面讲的东西是很可怕的，由此产生更大的戏剧张力，我觉得这也是我小说的特色。